在现代医学之前，面对疾病中最骇人听闻的瘟疫——急性传染病的时候，人类曾经是那样的无助和无知。被感染上瘟疫的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在古代，发烧或者拉肚子就是死亡的第一征兆，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疾病、随处可见的死亡，无计可施的人们开始把自己锁在家里，或弃城而走。

1346年，一场瘟疫席卷了欧洲，截至消退，中古时代的欧洲和中东的人口在极短时间内从一亿减少到八千万，这场瘟疫以“黑死病”（Black Death）被后世所铭记。

黑死病和佛罗伦萨这座城市联系密切，“任你怎样请医服药，这病总是没救的……凡是得了这种病、侥幸治愈的人，真是极少极少，大多数病人都在出现‘疫瘤’的三天以内就送了命。”薄卡丘在其名著《十日谈》开篇中，谈到当时佛罗伦萨惨况——1348年，黑死病杀死了该城80%的居民，因此黑死病有时也称“佛罗伦萨瘟疫”。这场黑死病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在欧洲大陆销声匿迹。 1347年到1722年之间，瘟疫在欧洲间歇性地流行过数次，从1346到1666年，“黑死病”造成2500万人死亡，是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

如果环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多天灾、多战乱，但是在和平时期像欧洲一样肆虐的瘟疫却要少的多。在瘟疫来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相信唯一安全的措施是与病者完全隔绝，至于之后的处理方式，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

在商朝，中国已经有了瘟疫的记载。《小屯·殷虚文字乙编》中熏卜问殷王是否染上传染病，熏又卜问疫病是否会漫延；此后《尚书》记录了传染病就是疫疾。《诗经·小雅·节南山》记载，公元前781至前771年，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疾，丧乱弘多”。但当时的人门不知道瘟疫的发病原因和预防措施，面对瘟疫这种急性传染、致死率极高的疾病，鬼神之说盛行。如《释名·释天》：“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玉篇》：“疫，厉鬼也。”

既然是鬼怪，就产生了一系列驱鬼的仪式，《周礼·夏官·方相氏》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者）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郑玄注：“蒙，冒也，冒熊皮者以警疫疠之鬼。”南朝梁宗懔《荆州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

在用这种迷信的方法的同时，古人们也在与疾病的抗衡中摸索出了经验。秦朝是制定关于防治传染病法规的最早朝代，首先强调的是主动预防。《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录：丙因为外祖母同里者曾有传染病，他也被怀疑患有传染病。知情者主动断绝与丙及病人接触、共同饮食。在预防的同时，秦朝人也强调确立标准，谨慎诊断。对不是传染病患者的被怀疑者，经专业医生诊断后及时予以排除。秦朝也很注重隔离的处理方式，专门设立防疫机构，强制隔离传染病人，纳入了法制轨道。

到了宋朝，人们已经意识到“煎水”可以消灭疾病的源头，同时认识到粪便也会传播疾病，因此杭州城有专门的收粪人。两宋前后有各种职能不同的医疗机构，一些医学教育机构在疾疫发生时也承担治疫任务。公元1057年，朝廷还设立“校正医书局”，动用当时著名医家的力量，对历代重要的医学典籍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再版。

而欧洲一直活在对瘟疫的恐慌中。在欧洲，人们千百年来的习惯就是直接喝生水。在卫生措施难以保证的时代，欧洲由于饮水不洁造成的种种瘟疫，尤其是霍乱，层出不穷。在欧洲人引以为豪的古罗马文明时代，整个古罗马城都没有完善的排水设施，所有的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都排入一条大排水沟中。这个流动的大垃圾箱成了各种病原体的携带者，它流到哪里就把疾病带到哪里。于是，罗马就成了瘟疫流行病的多发区。

在天主教笼罩欧洲的年代，医疗技术相当地落后，救护病人还都只是修道士的事情。每当生病，人们寄希望出现奇迹，病人们急迫地要去朝拜圣者的遗物，更指望以此获得效果，而不是医生的帮助。直到中世纪中期，受阿拉伯人的影响医学才有所发展，到中世纪晚期，城市中逐渐地出了一些专门救护病人的医院。一般的疾病用草药治疗，放血则是被作为一种治疗百病的方法。虽然在中世纪人们已经知道要洗浴、要保暖，知道要用厕所，但这些仍然是少数人的奢侈。一些西方学者指出，那一时期的城市基础设施依然很差，人们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环境当中。人们在室内卫生、个人卫生方面的知识和意识很少，在城市内仍可见到人畜共居的情况。

另一方面，对猫的不公正待遇使得黑死病更加肆虐。由于黑猫一向与邪恶相连，天主教会公开谴责过黑猫，对猫的大肆虐杀在欧洲诸多地区（尤其是法国）成为全城狂欢的一种运动。由于野猫数量的大幅度下降，使得老鼠爆发性增长。老鼠携带着致命的跳蚤在城市各个角度游荡，而它们在偷吃粮食的时候也会使食物受到污染，使黑死病的传播更为恶化。然而对猫的恐惧缺使人们认为猫才是瘟疫的传播者。如果窗外出现一只正在窥伺的猫，就证明瘟神即将降临这个家庭，而赶走瘟神的最佳办法就是立刻杀死这只猫。

到了1666年，黑死病正如它突如其来一样，突然消失了。有人宣称，这是当时的伦敦大火制止了黑死病的流行，有人认为是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条件消灭了这种病菌。

然而与此同时，清朝的瘟疫数量却明显增加。有文章指出，这与明清时代中国人口增长迅猛有关。当玉米、红薯等被引种到中国后，刺激了人口增长，康雍乾三代百余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近2倍。人口增加，而城市基础设施却未见改善。由明沟构成的下水系统也因近百年未清理而淤死，其中不少被人上盖石板，建成房屋，以补土地不足，致明沟成了暗沟，基本丧失排污功能。好在明清时期砖房渐多，抵消了一部分鼠疫隐患。此外，清代防疫体系较严密，政府与社会分工明确，也减少了大疫造成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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