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朝代,它开启了开皇之治,国家富有程度鲜少有其他朝代能够匹敌,它凿通大运河开通南北,以致功在千秋。可是大隋帝国却历盛世而亡,枭雄各地割据起义。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答案就在大隋帝国的富裕之中。
根据史书记载,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派宰相王珪检点隋朝留下的国库,王珪道:“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隋文帝不怜惜百姓,只顾念仓库,到了唐贞观年间隋仓库里的粮食储备竟然还能供养天下五六十年。


各朝代的税收制度,其实是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定的基础。因为刘邦是平民上位的皇帝,在他当政的时候也极为体恤百姓,定下了最低的税收标准,折合今天的概率那是百分之六的税。而汉代又有收之减半的政策,实际税收只有百分之三。
这个标准可以说相当之低了,低到汉朝以后的各朝各代都只能在百分之三的税收左右徘徊,不敢定得再低,再低国家就没钱了,更不敢定太高,百姓都习惯了百分之三的税,定高了,老百姓就要说你暴政敛财。
东汉末年长达四百多年的分裂乱世打乱了这样的税收制度,中间经历了曹操的屯田制,而后又恢复成收人头税的百分之三,在隋代统一全国的时候,从税收的层面已经没办法去大幅增加国家财富。


而是从户籍制度入手。
在隋代的开皇之治下,人口大幅增加,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全国人口由四百万户涨到了九百万户。唐代拥有这样相同的增长,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有人就用这一点佐证说隋代比唐代发达,太平年月才能多生孩子,但是全国人民奋力生育也不能在短短几年生个五百万户,现代开放二胎都达不到这个水平。
这其实关乎的是老百姓和国家之间的一场隐瞒人口的大战。长期稳定的人头税收,让老百姓熟知收税规则,为了逃税,老百姓时常想出各种方法,比如模糊户籍资料,将男人记成女人——男女税收不同,或者直接不让人入户籍,这就造成了当地大量的“女人村”出现。而隋文帝则跟猫捉老鼠一样,录一个人的户籍画一个人的画像。
收税收到深入个人,隋代人口自然大幅增长,这个增长的并不是生育人口,而是以前的黑户。随着人口增长的,也就是人头带来的税收。


隋文帝不仅从发掘人口上发掘收税,还鼓励生育,规定成年之后必须分家,这是增大了一户收税的规模。
大幅收税之下,国库自然很快丰盈起来。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富裕。按照常理而言,这似乎是个好事,治国需要资本,大量的税收无疑为国家建设添了一把经济的推力。
也正因如此,隋朝建立的三十八年里,国家工程林立,全国的老百姓都陷入了修路修运河的劳役之中。十多年的清平岁月,让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富裕的喜悦里,可是一朝天灾,闹了灾荒。百姓们还在辛苦地做着劳役,之前辛辛苦苦收上去作为国家储备的赋税,一分也没有发放下来。
隋文帝宁愿呼吁百姓逃荒,也不让开仓放粮。最终为今后的隋末起义铺垫了应有的结局。


也是因此,在唐朝总结隋亡教训的时候,唐太宗说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话,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的时候,财富集中民间而国家却并无多大财产。国家富的真谛是“藏富于民”,而非藏于国库。领悟到这一点的唐朝,也由此打破了贵族世家垄断的官僚阶层,真正开始重视起了百姓和平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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