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反应是指由平原进入高原或由高原进入更高海拔地区后,机体发生的一系列高原性缺氧应激反应。主要表现为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心慌气短、胸闷等。

自古以来入藏军队往往得面对高原反应的考验。

其实自古以来中原人民就对高原反应不陌生,如《汉书》里便记载杜钦在劝说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王莽伯父)如何应对曾叛杀汉朝使节的罽宾时,形容罽宾之所以“自知绝远,兵不至也”的地理因素之一,就是因为汉人前去时会“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详实道尽头痛欲裂、呕吐等高原反应的症状,也因此才将途经的崇山峻岭命名为“头痛山”。

只是碍于古人缺乏血液循环与认识气体存在的现代医学观念,因此一直不明白登上高海拔地区后所产生的前述反应是怎么回事儿,更没法有效事前预防或事后缓解,只能将之归咎于“冷瘴”或“寒瘴”所害。

比方唐代杜佑所著的《通典》在论及吐蕃时,便描述道“山有积雪,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将教人喘不过气的高原反应推论为“冷瘴”所致。清代云南地理志《滇系》亦介绍得很详细,称人们一旦攀上白铓山(今云南德钦白马雪山)时,将会“人升高气喘,口鼻之间,迎风不能呼吸,辄僵不苏,土人谓之寒瘴”。这些“冷瘴”虽有可能亦指水土不服所产生的病症,但高原反应仍属大宗,加上古代又无高压氧能及时救治,故中原军队每当欲进军青海、西藏、帕米尔高原一带时,或多或少都会面临“冷瘴”的威胁。

如北魏文成帝下诏征讨立国于青海的吐谷浑时,碰上“时军多病……今驱疲病之卒,要难冀之功”的窘境,最后只能在未消灭吐谷浑主力的情况下掳走20多万头驼马班师回朝。还有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六月西巡追击吐谷浑时,也遇上“经大斗拔谷(今陇青交界的祁连山扁都口),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的险境。

北魏与隋朝大军的损失,可能是高原反应与风雨引发的肺水肿和感冒使然。骁勇善战的唐军在对敌吐蕃时,亦难以完全幸免于高原反应的折腾。骁勇善战的唐军在对敌吐蕃时,亦难以完全幸免于高原反应的折腾。至于唐军与来自青藏高原的吐蕃多年激战,面临高原反应的机会自然更多。当大非川战役之际,统领唐军的逻娑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在进军乌海城前,告诫手下郭待封道:“乌海险远,车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破贼即回,又烦转运。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命令郭待封在大非岭上领两万大军坚守,就显明薛仁贵十分清楚“冷瘴”的危害。唐高宗时的太学生魏元忠也曾上书论及征讨吐蕃的不利因素,除了“吐蕃战时,前队死尽,后队方进,衣甲坚厚,人马甚多”之外,“又止有瘴气,不宜士马,官军远入,利钝难知”的环境限制。故唐军始终难以深入吐蕃腹地,只能在河湟谷地与西域拒斥吐蕃的进逼。

对于唐朝的短处,吐蕃也有所稔知。当吐蕃大臣论钦陵同唐朝大将郭元振谈判时,前者曾自信地论述吐蕃之所以能在强大唐军压力下“块然独在”的理由之一,正是因为“且乌海黄河,关源阻深,风土疫疠,纵有谋夫猛将,亦不能为蕃患矣”,点明外力很难不在“风土疫疠”前铩羽而归。故论钦陵咄咄逼人地宣称自己若有意犯边,“或出张掖,或出玉门,使大国春不遑种,秋无所获,五六岁中,或可断汉右界矣”。最后在郭元振的折冲下,论钦陵才罢兵谈和。

还有清军数次入藏也遭逢同样的难题,若不是“雨雪瘴疠,马匹损伤过多”、就是到了“冰雪冱寒,瘴疠水毒之区”。康熙帝亦提过“土伯特处时有瘴气”,四川总督年羹尧也引述把总哈元成的说法上奏道:“西宁进藏之路,瘴气独盛。见在平藏官兵,俱欲从巴尔喀木(今西藏昌都与四川甘孜一带)一路行走”,请求朝廷允许让清军自地势没那么险恶的巴尔喀木凯旋归乡,康熙帝自然也从其所请,下旨让年羹尧酌量办理,为的就是避免在打胜仗后还要让军队经受一次“冷瘴”毒害。

高原反应虽然严重,却也非遏制军队战力的主因,毕竟打赢战争的变项涉及方方面面,举凡武器、士气、后勤、战术战略等等俱是,何况若行军日子一长,让士兵减缓高原反应的时间便充裕许多。因此综合实力较强的北魏在攻击吐谷浑时其实胜多败少,隋朝更一度击败吐谷浑并在其地设置郡县,唐军亦常在高原峻岭间挫败吐蕃,高仙芝更是创下翻越帕米尔高原与克什米尔山口征服小勃律的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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