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在宥》:“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郭象注:“其形容与天地无异。”成玄英疏:“圣人盛德躯貌,与二仪大道合同,外不窥乎宇宙,内不有其己身也。”“大同”是指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

此后“大同”又出现《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与,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指儒家学派提出的一种理想社会理念,与“小康”相对。自此“大同”一词有了全新的寓意,“大同世界”成为全人类共同向往的理想社会。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首次采用“大同”作为年号,使用长达12年(535—546),辽太宗耶律德光采用“大同”年号,虽然仅用了1年(947),也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对国家统一的追求,以及对人类社会理想的憧憬。

“大同”一词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隋朝。据《隋书·长孙晟传》记载,开皇十九年(599)“染干因晟奏雍闾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诏发六总管,并取汉王节度,分道出塞讨之。”这是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关于大同城的记载。大同城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达来呼布镇东南戈壁上,属于居延大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址由内外两道城墙组成,俗名“马圈城”。隋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下令废郡,以州统县,由凉州管辖同城镇(今大同城遗址),当时突厥已分裂为东、西突厥,居延地区北边与东突厥势力接壤,因此大同城地处交界前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唐垂拱元年(685)以后,突厥占领漠北,垂拱四年(688),安北都护府自漠北回纥部向南迁至同城镇,即大同城,用以安置漠北归附的突厥和南迁的回纥部。据《元和志》卷四“天德军”条记:“甘州东北一千一十八里隋故大同城镇。垂拱元年(685)置大同城镇。”此镇在“删丹县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壖屈曲东北行千里。”唐代于此置同城守捉,后又改为宁寇军,统领居延地区的军事防务。

另外,还有一处大同城位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西部,据《乌拉特前旗志》记载:“隋大业三年(607),改丰州为五原郡,郡下置九原县、丰安镇、大同城。”天宝十二年(753)安思顺“奏废横塞军,请于大同川西筑成置军”,唐玄宗赐名大安军,不久改为天德军。大同城址原为黄河故道,该城平面为方形,城墙系夯土筑成,南墙正中开门,后来由于黄河改道,河水溢流到洼地形成了乌梁素海,城址现已被湖水淹没。

今天我们所说的大同是指位于山西北部的大同城。它始建于战国,秦汉为平城县,北魏以平城为首都,迁都洛阳后改称恒州,北齐改北恒州,隋称恒安镇,唐为云州,置大同军节度使,辽重熙十三年(1044)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自此大同之名沿用至今而不改,元改为大同路,明复为大同府,清因之。

关于大同城地名的由来,先梳理大同入唐之后的历史沿革。唐代初年,马邑的刘武周在李世民的追杀中奔突厥被害,唐王朝尚未真正控制陉北之地,此时设置北恒州可能为虚置。直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自朔州北定襄城(今内蒙托克托附近),移云州及定襄县置于此,大同名副其实地为唐所制。唐高宗永淳元年(682),突厥默啜破定襄,州又废,移百姓于朔州。开元十八年(730)云州收而复置[5],天宝元年(742)改云州为云中郡。天宝十四年(755)爆发了著名安史之乱,大同军使高秀岩在云州叛唐,直到至德二年(757)史思明降唐,云州复归朝廷。次年,改云中郡为云州。从中可以看出,大同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唐代更成为北方的重要军事前哨,是多方军事力量汇集,各民族军事势力相互角逐的战场。

唐高宗、武后时期,为了加强边疆地区防御力量,改变临时征调的困难,开始在沿边一带增设军事驻防单位,分为军、守捉、镇、戍等,并逐渐建立起唐五代流行的节度使制度,由于大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很早就进入节度使体制。唐调露元年(679),已归附唐朝的突厥部落又发生叛乱,唐朝派大批军马开赴前线,云州成为这次战争的主战场,调露二年(680)七月唐军“破突厥六万骑于云州”。因此,杜佑《通典》记载:“大同军,雁门郡北三百里,调露中突厥南侵,裴行俭开置,管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疋。南去理所八百余里。”应该说设立大同军的证据十分充分,这也是文献中最早出现关于大同军的记载。但据《唐会要》载:“大同军,置在朔州,本大武军。调露二年(680)裴行俭改为神武军。天授二年(691)改为平狄军。大足元年(701)五月十八日,改为大武军。开元十二年(724)三月四日改为大同军。”这支军队固定驻地在朔州,最初的名称也不叫大同军,但布防范围在朔州和云州的桑干河流域,是北方地区人数较多的一支军事力量。

按《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述,开元五年(717)回纥、同罗、仆固、拔曳固等部少数民族大规模南下,唐代政府为将其妥善安置,“分善阳县于大同军城置。”“开元十八年(730),复为云州”时,大同军仍然在善阳县东的马邑治所(今朔州)。到开元二十一年,“河东节度使,掎角朔方,以御北狄,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等四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云中守捉,在单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大同军,在代州北三百里。”这里的云中守捉应为内蒙古的云中故地,那么代州北三百里的大同军已移至山西大同附近[8]。《旧唐书·地理志》又载:“大同军防御使。云州刺史领之,管云、蔚、朔三州。”说明在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大同军防御使已迁移到云州,这应该是大同地名最早的由来。也就是说,大同地名最早来源于唐代善阳县(今朔州马邑)的大同军,不久之后大同便有军城之名,大同以一支军队名称走进我们这座城市,并开始由军名到地名的华丽转身。

唐天宝三年(744)“朔方节度使王忠嗣筑大同、静边二城,徙清塞横野军实之。”据此,王忠嗣自开元二十九年(741)至徙河东节度使前之各项建施,都是在朔方节度使任内事。“筑大同、静边二城,徙清塞横野军实之。”事在朔方境内,而徙清塞横野就是用以充实大同静边两城。今按《王忠嗣碑》碑文云:“公始以马邑镇军,守在代北,外襟带以自隘,弃奔冲而蹙国。河东,乃城大同于云中,徙清塞、横野,张吾左翼。朔方,则并受降为振武,筑静边、云内,直彼獯虏。”叙事采用统前后而又分别言之,说明在“河东”如何建置,在“朔方”又如何建置。结合《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元年(742)改云州为云中郡。”两者不仅在时间上吻合,而且在地望上也相互一致,充分说明这是唐朝修筑大同军城唯一可信的文献记录,修筑后的大同军城更是坚若磐石、固若金汤,正应了恒安人郭子威所说:“恒安之地,王者旧都,山川形胜,足为险固。突厥方强,为我唇齿。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何乃欲降于人也。”说明大同军城的军事地位在逐渐加强。

大同军最早设置为防御使,云州刺史领之,管云、蔚、朔三州。唐中叶后,为了加强北部地区的控制,升置为大同军节度使,军队的固定驻地在云州。根据大同周边多年出土的大批唐代墓志,记述墓主的居住地和殡葬地,有时称云州城、有时称大同军城,两种名字并称贯穿于此十多方墓志所及百多年间,可以确认唐云州城和大同军城是共处一地、同居一城,也就是说唐云州城和大同军城实际是一座城池。唐朝初期,设置节度使体制时,仅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等,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随着北边战事频发,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等权力,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从大同出土唐代墓志看,记载大同军城的数量明显高于云州城,反映了大同军节度使地位高于云州刺史,从而使大同军城的知名度远远高于云州城,这也为大同城由军名向地名转变埋下了伏笔。

唐末五代时期,大同成为沙陀部和吐谷浑赫连铎部争夺的主要区域,后唐复于云州置大同军节度使,后晋石敬瑭以契丹有援助之功,遂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辽代初年,仍为云州,置大同军节度使,随着西夏势力的增强,大同的战略地位变得十分重要,重熙十三年(1044)升为西京,命名为大同府,辖二州七县。云州的地名完成了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大同军城和云州城并称311年后,大同的名称终于完成了从军名到地名的转变。之后,金因之,元称大同路,明清仍为大同府,至此沿用不改,从而成就了充满儒家理想社会理念的大同之名。

关于大同军城即云州城的位置,据大同出土唐代墓志文字,以大同城为参照物,标记了墓主殡葬地的方位和大致距离,与大同明代府城重合。据大同考古工作者调查,大同明代府城四面夯土墙体,均存在三层夯土墙靠压贴筑的现象,早期为北魏、中间是唐代、最外侧是明代的夯土墙,说明今天的大同明代府城是在北魏平城外城、唐云州城夯土墙的基础上修筑而成。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同城内的街道布局与隋唐长安洛阳里坊情况相同,即方形城,每面各开一门,四门内街道相通,合组成一个大十字街,大十字街四隅的每一隅,又都各设小十字街,保存较好的是东南隅那一组小十字街,反映坊里内原来即是以小小十字街为一个城市的较小的单元。这种整齐划一的棋盘式里坊布局,体现了隋唐时期城市街区布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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