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璀璨的朝代之一。唐朝酿酒技术日臻成熟,名酒种类繁多,但初唐仍然擅长酿造传统的粮食酒,如南方的清酒、北方的粮食酒。但唐朝非常流行的酒非葡萄酒、三勒浆酒莫属。

葡萄和葡萄酒均引进于西域地区。

葡萄原产于大宛,在西汉已传入中原地区。《史记》曰:“大宛以蒲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汉使取其实来,于是„„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唐会要》曰:高祖赐群臣食于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陈叔达执而不食,高祖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能得。”可见到了唐朝,身为朝廷高官的陈叔达都视葡萄为稀有之物。

至于葡萄酒,也是在汉代引进,中原尚不能自己酿造,所以在经过漫漫黄沙由驼背上运来的葡萄酒异常珍贵。史载东汉孟沱以一斗葡萄酒遗张让,得梁州刺史。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破高昌,收马乳蒲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为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可知唐太宗不仅将马奶葡萄引入长安皇家苑囿种植,而且将高昌的葡萄酒酿造技术引入中原,并亲自酿造葡萄酒。唐太宗酿造的葡萄酒非常成功,色泽鲜艳,味道鲜美,颁赐给群臣,此时京城的权贵才知道葡萄酒的味道。

在太宗种植马奶葡萄、酿造葡萄酒成功之后,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下移至民间。中唐以后,葡萄的种植、葡萄酒的酿造均日益普遍。

唐朝中期以后,上到皇室贵族、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都非常喜爱饮用葡萄酒,此时与葡萄和葡萄酒相关的诗文不断涌现。如杨贵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李白《清平调词三首》:“太真持颇梨(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此处盛放葡萄酒的玻璃杯亦是从西域引进,中国尚不能生产玻璃。美人美器美酒从诗文中呼之欲出,画面非常美丽。再如李白《对酒》:“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这里盛放葡萄酒的金叵罗亦是来自于西域的酒器。

葡萄种植的广泛和葡萄酒酿造的普遍与唐代日益增强的国力密不可分。汉代以来,葡萄虽然引入中原地区,但自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一直战乱,中原地区被五胡十六国占领,广大贫苦百姓食不果腹,不可能种植葡萄。一直经过隋朝、唐朝初年经济的恢复,中唐、盛唐之后,在经济富庶的条件下,葡萄得到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葡萄酒的酿造也推广开来。

三勒浆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三勒之一的庵摩勒生长于我国南方地区,其作为一种解蛊毒之药物,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卷第三记载:“菴摩勒味苦甘寒无毒,主风虚热气一名余甘,生岭南交广爱等州。”西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南方草木状卷上”记:“庵摩勒树叶细似合昏花,黄实似李青黄色,核圆作六七棱,食之先苦后甘,术士以变白须发有验出九真。”余甘《海物异名记》:“庵摩勒果,圆莹如珠,食之余味始甘,能蠲蛊毒,山谷以其先苦后甘,名之曰’敢子’。”至西域胡人来华之后,才将庵摩勒之花采摘用来酿酒,《本草纲目》第二十一卷草部:“陀得花志曰:味甘,温,无毒。主一切风血,浸酒服。生西域,胡人将来,胡人采此花以酿酒,呼为三勒浆。”

三勒之中的毗梨勒生长于西域及岭南地区,最初同样是作为药材使用,“毗梨勒味苦寒无毒,功用与菴摩勒同,出西域及岭南交爱等州,戎人谓之三果”

三勒中的诃梨树,生长于广州山村之中,南方人常用诃梨树果子加上其他草药,如甘草等煎水食用,据说有消食疏气等作用。叫诃子汤。“广之山村皆有诃梨树,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涩,皆是陆路。广州每岁进贡,只彩兹寺者。西廊僧院内老树下有古井,树根蘸水,水味不咸。院僧至诃子熟时,普煎此汤,以延宾客。用新诃子五颗,甘草一寸,并拍破,即汲树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绿乳,服之消食疏气,诸汤难以比也。佛殿东有禅祖慧能受戒坛,坛畔有半生菩提树,礼祖师啜乳汤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广州来,能煎此味,士大夫争投饮之”。

根据史料记载可知,在唐朝之前,三勒只是作为一种药用植物煎水服用。至唐朝,来中国的波斯人带来了三勒浆酒的酿造技术,波斯人将这三种植物和在一起酿成的三勒浆酒,既解暑祛瘟,又健脾消食,融合了药用功效的三勒浆酒成为当时京城中的名酒,亦成为唐朝非常流行的酒的品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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