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它是印刷史上的重大革命。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书籍的需要量大增,人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比雕版印刷更省工省事、效率更高的办法。在这样的社会需求推动下,布衣毕昇在宋仁宗年间发明了胶泥活字,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活字。这种方法可以节省雕版费用,缩短出书时间,又经济,又方便,和现在的铅字排印是一致的。

但是虽然宋代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普遍,但手抄书籍仍是书籍传播的一种主要方式,仍然相当普遍。

据统计,1177年,宋代的皇家藏书,包括主要藏书机构和皇家档案馆,有59.5%的抄本、32%的稿本,印本仅占8.5%。仁宗嘉佑年间,一次抄书一万六千余卷,同时的刻印本是四千七百余卷,只及抄写本的四分之一强,也从侧面证明了抄本书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

宋代抄书盛行,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抄书工序简单

与书籍的印刷传播相比,手工抄写只需要人和笔墨纸砚即可,工序简单,操作起来也十分容易。而印刷传播,工序复杂,需要刻工、写工、印工、装订工、运输工、编辑校对人员等,而且是一系列的连续过程,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书籍的印刷传播在当时尽管属于新鲜事物,但作为新兴传播方式,在社会层面上普及和推广,以及被普通群众所接受,仍然需要一定时间。

抄书可以练字

宋代从皇帝到文人学士,几乎都有崇尚书法、练习书法的风气。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徽宗、宋高宗等皇帝,都喜欢书法。被称为“书法四大家”的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他们的书法各有千秋。正是在这样一种书法氛围下,宋人更喜欢抄书。同时,这些名家的抄本由于稀缺难求而显得弥足珍贵,往往被人奉为至宝而沉醉其中。宋代一些精美的抄本往往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抄书可以谋生

抄书者在古代是一种职业,特别是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之前,书籍都靠人工抄写,很多士子用抄书来获取报酬。宝元初,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范仲淹对其进行抨击,后被指控,贬到饶州,蔡襄作了“四贤一不肖”诗,为范仲淹打抱不平,这首诗歌出来之后,通过手抄传播,受到广大民众欢迎,一些抄书人抄写后拿来出售获利。在这里,抄书本身就是一种生存与生活的方式。

抄书可以祈福禳灾

宗教信仰者通过抄写佛教、道教经籍能够修炼功德。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之下,抄写经书活动经久不衰。比如,宋哲宗“性庄重,从学颖悟,自皇帝(神宗)服药,手写佛书为帝祈福”宋哲宗通过抄写佛经来禳灾祈福。抄书还可以用来收藏。宋代许多私人藏书家都通过抄书这种方式来收藏书籍。“宋代私家藏书,多手自缮录,故所藏之书,抄本为多。”为了保证藏书的质量,藏书家在抄书的过程中,往往会对其中的错误进行校对,通过抄写,可以给自己留下副本。

此外,笔墨纸砚是抄书者不可或缺的抄写工具,没有这些工具,抄书活动就无法顺利进行。文字的产生,笔墨纸砚的发明,书籍的抄写传播,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字为之大辂,载籍为之六辔,先王教化所以行于百代,及物之功,与造化均,不可忽也”,书籍传播的这种影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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