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每当“天有异象”发生时,人们总会以此占断未来的吉凶祸福,猜测这是否会影响王朝兴衰。

看似神秘的占星学,说起来也不神秘,其实这正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思维:“常”与“非常”。天行有常(规律),即不占;一旦天有“变”,也就是“非常”,才会特别留下纪录。不过这种常/变并无一定的判准,而是无数职官历经专业累积的结果。而重视天文历象,正是朱明王朝开国以来的传统。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于洪武初年命群臣编辑历代帝王祭祀祥异感应、可为鉴戒者,为书名曰《存心录》,朝夕观览。后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观察到“有黑气凝于奎、壁间,奎、壁乃文章之府。……今年春暮,黑气始消,文运当兴”,所以召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编书。当朱元璋问群臣“尔等知天象乎?”众臣皆曰“不知”,一方面是天文历算为皇家所掌握的技艺,一般人根本没机会接触,二来星占之学有窥探国运、以下犯上的可能,为了避免犯忌讳,群臣只好装作不知。再者,元世祖至正二十一年(1284)下令收缴天下所有天文历法之书,如《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若有人敢私藏或偷偷学习,就要论罪。

但历法又是农业社会的民间所必须,所以在地方官学中设阴阳学,择取“草泽人”(民间术士),学习实用性技艺,像是用在婚礼、修宅、修坟茔与占卜,仍禁止学习天文。就连帮助朱元璋定鼎天下、以神机妙算著称的刘伯温(刘基,1311—1375年),晚年涉入胡惟庸案,有人诬告他要用“有王气之地”修成陵墓。刘伯温被告发后戒慎恐惧,赶忙入京谢罪,并在过世前几日交代长子刘琏(1347—1379年),务必将自己所藏的天文书全数上缴朝廷,并告诫“勿令后人习也”。

官府严禁,开国元勋也不允许后人学习,究竟谁可以接触到天文学呢?答案是朝廷中央的钦天监与地方上世袭的“阴阳户”。

明洪武六年(1373)规定钦天监必须:人员永不许迁动,子孙只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南海充军。《大明会典》卷223不学天文历算就充军戍边,钦天监人才受到严格的管控,当人员不足时才从阴阳生中选拔,学习钦天监四科(天文、漏刻、回回、历,回回专指回族历法)。在地方府、州、县三级各设正术、典术、训术,户籍中设有阴阳户。故明朝初年懂天文历算者可谓凤毛麟角。

正因为懂天文历算的人实在太少,明仁宗(洪熙帝,1378—1425年)曾问礼部尚书杨士奇(1365—1444年)“见夜来星象否?”杨士奇回:“国朝私习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习”,所以明仁宗在登基大典时仿效宋仁宗(1010—1063年)赐与臣下《宝元天人祥异书》,颁赐三公及六部尚书《天元玉历祥异赋》,并称“天道、人事未尝判为二途,有动于此必应于彼”,证明自北宋至明初依旧深信“天人感应”之说,而原藏于皇宫的《天元玉历祥异赋》从此进入士大夫阶层,开启了此一秘籍的开放之门。

明代中叶以后,学习天文历算的风气逐渐打开,专门著作渐多,郑王世子朱载堉(1536—1611年)进献《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代表以藩王身份已可招人造历。晚明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来华,发现明廷重视天文学,故借引入天文学的机会传教。清初顺治、康熙亦重用耶稣会教士,如以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年)领导钦天监,不仅让中国的天文学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也造成了新旧历法之争。

清敕修《四库全书》时,就因为担心《天元玉历祥异赋》会“致民众信从占验,遂有灾祥邪说,往往传播流言”,以统治者的角度从源头遏制政治谣言,所以《四库全书》记载《天元玉历祥异赋》时,只有目录而缺图籍,并将其列入禁毁之列。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成书的《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记载,若“日生齿足”,则预示将有刀兵之灾、臣下反叛。(《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成书的《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记载各种日食情况,右起依序为“日食妖气”、“日食大风”、“日食晕如鸟夹”。前两者多解为将有少数民族犯边或宰相专权,后者则是“后妃有谋”。(《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明万历年间,南京工部主事余文龙编成的《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记载“天子气”,预示将有帝王崛起时,会有“赤云如龙”、“龟凤人虎”、“宫气如龙马”等祥瑞之气出现。(《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今日偶见的沙尘暴,在明代成书《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的记载里,称为“天雨霾沙成灰”,代表上天认为当政者如“殷纣无道暴虐”,臣下将会举兵造反,也会出现严重饥荒。(《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

《天元玉历祥异赋》集结了从晋朝到明代以来所载的星象,为中国古代在天文星占书集大成之作。书中搜罗天、地、日、月、五星、彗星、流星、风雨虹霓等大气现象,以及与之对应的古代占星术内容,并用彩图描绘这些天文奇观,对于了解古代天文现象是极佳的参考,而它甚至是世界上早期收录极光的古籍之一。过往学者多认为星占书属于迷信,但《天元玉历祥异赋》收录的现象多是今日可见的天文奇观,如日晕和日珥,都可以对应到幻日、幻日环、布拉维弧(又称环天顶弧)等阳光或月光的折射现象,且此书更进一步阐释古人如何看待这些天文现象,及其背后可能的科学原理。

在中国历法发展史上,在佛教、伊斯兰教传入时,都有重新调整,晚明基督宗教传入也不例外。在《天元玉历祥异赋》的批注中,既有“朱文公”(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年),又有唐代道士李淳风(602—670年)、印度占星者瞿昙悉达,代表佛、道二教并未在中国天文史缺席。综观《天元玉历祥异赋》的发展与成书,也正是东西合观、古今交流的文化融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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