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武周时期的第一名相，被武则天称为国老，谥号文惠公，又在李唐复辟后，谥号梁国公，后来称之为狄梁公。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两唐书中，他更是作为一个智慧的百官之首而存在。狄仁杰不仅在当时治下清明，乃贤明宰相，更是在武则天立储问题上，推动武则天还政李唐，为武则天的后世评价，乃至李唐盛世做出了功不可没的功劳。可以说狄仁杰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可是在后世影视剧形象里，狄仁杰却通常以一名侦探的形象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狄仁杰的确审过案子。
在当宰相之前，狄仁杰当过大理寺丞，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法官，是司法的第一号人物。当然这个身份距离影视剧里传奇多智的侦探还是有些距离，但是在判案上，狄仁杰的历史本身，绝对不输于影视剧中的传奇色彩。根据两唐书的记载，狄仁杰当大理寺丞的时候一年受理17000件案子，平均每天46件案子。这是在他审案的速度上，而质量上呢？给他的评价是“无一冤错。”这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一个人每天审46件案子，还没有一个是冤枉人的。
关键对于一个国家最高法官来说，提交到大理寺的案子分为这三类：一为中央文武百官的案子，二为地方再次上诉的案子，三为重案。中央文武百官的案情可能不会太复杂，关键就是牵涉权贵利益。地方再次上诉的案子则可能会牵涉复杂的案情，而重案牵涉的则是整个天下的舆情。
能以每天46件的速度搞定这些案子，平息冤情。狄仁杰他或许就是靠的电视剧中的那些智谋，同时他也有一个确切的倚仗——公正。

在两唐书记录的唯一一件狄仁杰案子里，说的是这样一件事。有个人砍树，没认准地方，把昭陵的树给砍了。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当时在位的唐高宗就下令要把那人砍了，狄仁杰再三阻止唐高宗。唐高宗就很气愤，这人把他爸陵墓上的树砍了，这不亚于现代人说的坟头蹦迪啊。狄仁杰就说，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不能砍树，他砍的昭陵的树，也不过是棵树罢了。
唐高宗最终还是没能下达杀令。
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狄仁杰办案的公正性还有对法律地位的尊崇，这是放在当今也有深刻意义的。
其次，中国文化和侦探小说的流行。
要说狄仁杰形象的流传，其实还要归功一个外国人。一个驻中国的外国大使高罗佩，闲翻书卷在明代公案小说里看到了前人写的一本《狄公案》，这个小说的性质就是跟《包公案》差不多的，就是将狄仁杰、包青天等历史上的贤臣去破案，弘扬正义。

当时的欧美正流行侦探小说，高罗佩就看《狄公案》觉得狄仁杰和福尔摩斯还挺像，但是明朝的公案小说没有欧美侦探小说的那种文体，对于普通大众看起来还挺困难，高罗佩就想自己写一个狄仁杰探案的小说。1948年，他最开先写了一个案子，也是自娱自乐没有多想，结果大为畅销，就立马写了第二个第三个，一共二十六个案子合成一本皇皇巨著《大唐狄公案》。
这本书给当时的世界带来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在外国人学习中文时，这本《大唐狄公案》是一部必不可少的推荐读物。
可以说，狄仁杰的神探形象，一部分来源于他本身的素养和经历，他是一个正面的形象，而另一部分则得益于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最后我们所看到的熟悉的神探狄仁杰，他或许与历史上相去甚远，但他仍旧保留着中国文化在狄仁杰形象上的闪光点。

为什么中国人民或者说世界人民会将狄仁杰文学化一个神探呢？用武则天的话来说就是“敷政书，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狄仁杰已然变成一个文化符号，他与政有功，守得清廉，再加上人民给予他的能判奇案，护得公平正义，这也是我们最渴望最认定的政治人物形象，是中国文化对于一个清廉公正官员的最高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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