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最早占领的中华古都是元代称为“集庆”的南京,曾经的南宋建康府。作为省级单位的“集庆路”,元末的城市衙署设施完全能够满足起义军的需求。在

1356年的春天,当朱元璋在部属的簇拥下进入南京城的时候,他满脑子装的全部是战争的问题和敌人的威胁。在此后的十年里,他除了修筑龙湾虎口城、设置军卫等军事设施、改建国子学弘扬礼制和正统以外,并没有进行较大规模的建设。

1366年,朱元璋派他的外甥李文忠前往攻打杭州,守将献城投降。那时的杭州,属于船工出身且是朱元璋主要对手之一的张土诚。因为这个名字与南宋首都杭州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早在10年前朱元璋攻取南京后的夏天便幸运地占领了这座曾作为南宋和金代首都的城市。当时苏州、杭州和长江三角洲其他富庶的城市受战乱的影响比较生活尚可以用舒适、考究甚至奢侈来形容。张士诚在战争的压力下借助得天独厚的经济势力重修杭州城。士卒昼夜施工,历时仅三月便完成了对城墙的改造。

此时的南宋杭州皇宫虽然并未逃脱元灭宋时的劫难,但依旧是世界最大之皇宫,“中央有最壮丽之宫室,计有大而美之殿二十所。其中最大者,多人可以会食。其天花板及四壁,除金色外无他色,灿烂华丽,至堪娱日。并应知者,此宫有房室千所,皆甚壮丽,皆饰以金及种种颜色。”这是《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记载的。

进驻杭州的同一年,朱元璋下令改筑造应天府城,并填燕雀湖,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建庙社。在前方战事紧张的情况下,二十万工匠和大量民夫突击施工。终于在1367年建成新皇宫。

1368年,大将徐达、常遇春从元朝手中夺下了汴梁,并改称开封府。朱元璋同时颁告天下,以金陵为南京,以开封为北京。

开封自有作为明初“北京”的道理,除首要的军事意义之外,还因为汴是历史名都,甚至在元末城中可能还存有宫殿建筑的遗迹。毫不夸张,汴梁宫殿是金元皇宫的模范。当初金朝营建中都燕京的时候就曾经临摹汴京宫室,在后来将汴梁据为己有之后又大事修理、营建,直到作为躲避蒙古铁骑时的首都。到了元朝,大都城中的皇宫是在南宋灭亡之前兴工的,依靠原金朝辖区的汉人文士和工匠,其宫室制度、营造法式也是仿效金朝的燕京故宫和汴梁故宫。总的说来,开封的“皇宫样板”大体上代表了宋代以来北方黄河流域的官式建筑文化。至于南京皇宫,宫室制度虽然可能因为博学多才的刘伯温的策划具有鲜明的规划指导思想,而继承和发扬了前代制度,但所用工匠应当是以长江流域的手艺人为主,营造法式也应当代表长江流域的建筑文化。

在攻占开封的200年前,北宋汴京宫殿曾经失火,只有大火余烬中的断壁残垣。100年后,金朝建成的宫殿在元朝统治时期还存在。又过了100年,徐达夺得开封那年的四月到闰七月,朱元璋亲自到这里部署对元朝的作战计划,并于八月再次驾临,一直住到十月。在他眼前的汴梁城和旧皇宫经历了多次毁坏和重建、饥荒和屠杀,已不是北宋国都、金朝南京的样子。

徐达势如破竹地在1368年的夏天夺取元大都,改称北平府。当时的北平,城区过于广大而人口稀疏,徐达遂废弃北城墙,在城里约3公里处新建北墙,其余三面未加改变。至于前代元朝的宫殿园囿,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徐达“封其府库及图籍宝物等,又封故宫殿门,令指挥张焕以千人守之”,于是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大都宫城内主要建筑分为南北两部分,各以一座大型院落为核心。南面院落叫做“大内前位”,中心有三层巍峨白石台基,其上便是主体建筑大明殿和后面的寝殿,两殿之间有廊庑连接;北面的院落叫做“大内后位”,格局与前院相似,主殿叫做延春阁,阁后连接有寝殿。尽管元朝统治者在宫廷建设中大量地吸取了汉族文化,但元故宫仍然具有非常鲜明的蒙古文化特色。从选址上看,宫城比邻太液池,有“逐水草而居”的原因。从宫殿格局规制上看,蒙古的习惯是皇帝和皇后并列升朝不分内外,大明殿与汉族传统的前朝后寝布局方式不同。

如果需要的话,朱元璋完全可以将首都搬到北平来,或者将此处作为营造宫室的样本。但是,由于军事环境和故土情结等多方面的原因,洪武皇帝很快否定了往远处搬家的念头,而固执地希望在他的故乡凤阳建设新首都。他问大臣们建都的事时,有人讲“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则委婉地反对说:“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在这句话里他肯定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元朝的宫殿制度是不宜全面继承的,需要“更作”、改造才能符合要求。

在随后的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诏以他的老家临濠(今安徽省凤阳)为中都,在南京金陵、北京开封之外又加一“京”,热切地想将此地作为全国的中心统治天下。对于宫殿建筑,洪武皇帝的要求是“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就是要按照南京大内的样子来修建中都皇宫。

朱元璋出身赤贫。造反之后运道好,先后得到了多位有势力、有见识的人的帮助,终于确立了自已的地位。虽然在穷苦的幼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起事后又陷于日理万机之中,但是这位皇帝自己还是懂得读书的重要性,并且不断提高文化水平。1366年朱元璋的军队攻取杭州的那一年,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他,就命下属访求古今书籍,藏在秘府中,以资阅览。他对臣们谈读书和治国的关系时说:“三王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阐明圣贤之学,尤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明太实》卷二十】

即位南京的第一年(1368年),他便在宫中建大本堂,贮藏古今图籍。他不囿于传统见解,还经常纠正教师的说法。如对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他就认为太子师说“曲在七国”是偏见”。对古人的见解包括韩柳的文章,他也时有批评。他的看法未必都对,但秉着不泥古的态度,影响到了他对宫殿建筑规制的要求。

朱元璋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简单重复前代的宫室格局,他甚至不会满足于自己昨天的作品。朱元璋的性格也决定了他对建设宫室的要求是一丝不苟的,虽然在当时的国力条件下,难免留有遗憾。从南京的兴建到中都的营造,再从罢建中都到改造南京皇宫,一切努力都像是在追逐着理想的梦。

到头来,年近古稀的朱元璋不得不留下这样的话:“宫城之地,首昂中低,形式不称,本欲迁都,年老力倦,兴废有命,惟有听天。”

此时,又有谁知道晚年的朱元璋心中理想的皇城会是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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