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玉的色彩与光泽,被古人认为是山川大地精气的结晶,更成为人神沟通的重要媒介,《说文解字》载:“灵,灵巫也。以玉事神”,代表巫可以用玉和神灵沟通。从此玉有了非凡的宗教象征意义,让生者通过玉器,在神灵的保佑下让死者的灵魂能够得到安息,因此才选玉作为殓葬器物。

中国人用玉殓葬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土不少玉制文物,如浙江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000年)出土大量各式的玉璧、玉琮、玉片与玉珠;山东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前2000年)203号墓还发现墓主口藏玉琀、手腕上还佩戴鸟型玉饰及若干玉珠;更不用说殷商时期出土的墓葬,除了玉珠外,还有玉蝉、玉鱼、玉管、玉贝,造型丰富。

《礼记.玉藻》载:“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这句话说明如没有特殊原因,君子不可让佩玉离开身边,而佩玉也能检视自己的行止是否合礼,同时也被视作有德的象征。可见随身佩玉已为贵族习尚,故随葬玉器不仅数量众多,且形制也越来越繁复,如知名的曾侯乙墓(战国时期)、洛阳中州路东周墓群等,除了包罗万象的玉琀外,还有玉覆面、玉握等,先秦时期用玉殓葬的贵族可说不胜枚举。

但为何到西汉时期,出现包覆全身的“金缕玉衣”呢?

这要说到从春秋战国以来,众多贵族沉迷成仙、找寻长生不老药的热潮说起。《史记.封禅书》载齐威王(公元前378-前320年)、齐宣王(公元前350-前301年)、燕昭王(公元前313—前279年在位)都想找到传说中的神山,以求长生不老。且后来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还花费大量财力与人力入海求仙丹,虽然一无所获,但也使这类传说流传得更广。从战国至汉初,兵荒马乱、战争频繁,人们自然会想找个精神寄托。为了成仙,汉代皇室便将死者全身用玉片制成类似甲冑的衣服来包裹死者,认为此种方式不仅能让死者顺利与神灵沟通,还能因尸身的保存、防腐而成为神仙。

以玉衣为葬,最早的纪录可见《史记.殷本纪》:“甲子日,纣兵败,走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汉代的玉衣,多半称为“玉匣”或“玉柙”,取其匣藏物之意。学者认为西汉初因经历战乱,社会经济仍处于贫困阶段,甚至到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时,朝廷财政仍不宽裕,且文帝曾表示其陵寝无须太过奢侈“治灞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推测汉武帝之前,皇室贵族以玉衣方式下葬并不普及。

由于文景时代休养、俭约,到了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时,民间累积不少财富,而汉武帝好大喜功、铺张浪费的性格,起了带头效果让皇室贵族纷纷效仿。自“张骞通西域”后,玉料来源不虞,学者认为玉衣便在此时趋于制度化,但真正分级,则见于《后汉书.礼仪志》:“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除了皇室贵族之外,若得到皇帝赏赐,朝廷功臣也能着玉衣下葬,如临终被武帝托孤的霍光,除了以皇帝规格下葬外,还“赐金钱、缯絮绣披百,领衣五十筐,璧珠玑玉衣”。

玉衣虽是汉代王公贵族特有的丧服制度,但也不断受到士人的批评,如汉武帝时,一位学习黄老之术的学者杨王孙,向孩子交代身后事时,坚持裸葬:“吾欲赢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但其子不忍父亲如此随便下葬,便询问父亲的友人祁侯请他帮忙说服。但杨王孙依然坚持,表示时下由皇室带头流行的厚葬太过,使用裸葬就是想矫正世风,认为厚葬有许多缺点,如埋在地下的财物,不仅会召来盗墓贼,还会让尸体在盗墓后有暴尸荒野的风险。

东汉哲学家王符(83-170年)也批评,当时人们在丧葬方面竞相攀比的情况:“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柟(意指棺木用上好木材),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认为这种厚葬风俗,会导致百姓经济压力,若是想展现对死者的尊崇,不应看葬品多寡,而是死者生前的作为。王符特别举例文帝与明帝(28-75年):“文帝葬芷阳(今陕西西安灞桥区霸陵),明帝葬洛南(今河南洛阳孟津县显节陵),皆不藏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

由于王莽篡汉,其新法繁琐且朝令夕改,多种货币同时使用造成的财政混乱,导致经济崩溃,百姓无所适从下怨声载道,终在蝗灾、旱灾四起后爆发大规模民变内乱,虽然最后由光武帝(前5-57年)削平群雄、建立东汉,但东汉初年经济衰坏,重新回到西汉初年休养生息的政策上。于是,东汉玉衣仅限于皇帝皇后使用,贵族不再有着玉衣入葬的特权,而让玉衣真正走入历史,则是魏文帝曹丕(187-226年)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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