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赏赐是皇帝笼络臣下、安抚百姓的重要手段。赐医药是赏赐的一种,具有笼络人心、劝善奖功的作用。不过,医药关乎人的身体健康,与钱、物相比,其实用性更强,因此赐医药也就更能体现帝王对受赐者的关怀。

在历朝历代中,北宋的皇帝最爱赏医赐药。皇帝赏赐对象主要是官员,此外,将士、普通百姓、少数民族首领、僧道和隐逸人士等也会得到赏赐。皇帝亲赏医药主要是为了表达对特定对象的关怀,皇帝的赐医药行为对于受赐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恩惠。

据文献记载,北宋皇帝赏赐药物的情况主要有四类。

赏赐治疗病症的药物

北宋时,皇帝赏赐臣民治疗类药物的情况比较常见。首先,皇帝会在疫病流行时向百姓下赐药物。据文献记载,咸平六年(1003),京城出现疫病,真宗“分遣内臣赐药”。其次,皇帝还会向官员赐药。咸平三年(1000),杨徽之向朝廷陈述患有足疾,“上取名药为赐”。皇祐三年(1051),资政殿学士吴育向朝廷陈述身患疾病,请求知政务清简之郡,仁宗“因遣中使赐以禁中良药”。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病重,“帝常遣使赐药存问”。最后,皇帝也会向将士赐药。大中祥符二年(1009),真宗“遣使赍辟瘴药赐戎、泸州军民”。庆历六年(1046),仁宗谓辅臣曰:“蛮猺未平,兵久留戍,南方夏秋之交,常苦瘴雾,其令医官院定方和药,遣使给之。”因北宋皇帝迷信炼丹,术士炼制了多种丹药,这些丹药有时也被赐予臣下。据记载,天禧三年(1019),连州刺史李继昌暴中风眩,真宗“亟遣使挟医往视,又取宝丹封赐之”。

赏赐养生保健的药物

夏季和冬季是人们容易患病的季节,因此北宋皇帝会赐予官员“夏、腊药”。在北宋的文献中未有关于“夏、腊药”成分的说明,而在南宋的文献中则有如下记载:“夏,大顺五苓香薷、三倍驻车、桂苓香薷(养脾理中消暑)、水瓢;冬,苏合、鹿茸(养脾理中)、嘉禾(匀气润补)、橘皮。煎其品数,改丸修合日禀议焉。”从上述药品成分来看,服用“夏、腊药”主要是为了预防疾病。从北宋到南宋,朝廷一直定期赐予大臣“夏、腊药”,故而两宋时期“夏、腊药”的主要成分应无太大变化。

赏赐药方

北宋时,朝廷对于医疗问题比较重视。嘉祐二年(1057),韩琦向仁宗上书:“医书如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秘要之类,本多讹舛,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校定,然其编载尚有所遗,请择知医书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仁宗遂下诏在编修院置校正医书局,任命四人并为校正医书官,任命韩琦为提举。宋廷多次向民间颁布药方:淳化三年(992年),太宗“复命医官集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己亥,以印本颁天下,每州择明医术者一人补医博士,令掌之,听吏民传写”。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朝廷因牛疫暴发而“颁医方于诸路,免牛税一年”。庆历八年(1048),仁宗“颁庆历善救方”。因福建医工林士元所制之药可以治疗受蛊毒伤害之人,仁宗下诏录其药方,同时令太医收集其他治疗蛊毒的药方,朝廷将所收集的药方编纂成册,着参知政事丁度为其作序后颁布天下。

与前代相比,北宋时赐药方的范围有所扩大,皇帝除了向大臣赐药方之外,在疫病流行时还会向百姓赐药方,有时还将药方赐予外邦。元符二年(1099),高丽国进奉使尹瓘等乞赐《太平御览》等书,哲宗诏曰:“所乞《太平御览》并《神医普救方》见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阙给赐。”由于北宋政府对于医疗比较重视,当时下赐的药方来源广、质量高。

赏赐疗伤的药物

北宋战事颇多,皇帝有时会赏赐军队药箭以及相应的“解药”。元丰七年(1084),北宋与西夏交战,兰会路沿边安抚司向朝廷索要“解药”:“蒙赐药箭二十五万,如西贼围城,放箭出射,虑贼反射入城,乞赐药解。”于是神宗“诏后苑东门药库给五十斤”。

在战斗中,北宋的将士常常被敌军“药箭”所伤,因此,皇帝也会赐予将士“解刀剑药”。大中祥符九年(1016),广西路部分州颇受抚水蛮侵扰。于是王旦上书朝廷:“蛮众无行阵,非敢与官军敌,但潜伏山林要路,施药箭耳。”真宗闻报后,“赐宜州巡检解刀剑药”。

北宋皇帝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其赏医赐药目的是笼络臣民,维护自身的统治。不过,医疗资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相较于赏赐钱、物,赏医赐药能够挽救病人生命,因而赐医药具有更强的实用性,价值也更高。例如,北宋时皇帝定期赐予官员“夏、腊药”,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派遣医人医治染病的官员,或者派遣使者给他们送去药物,这些做法有利于保障官员的身体健康和稳定官僚队伍。又如,皇帝会向征战沙场的将士赐医药,这有利于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再如,在疫病流行时,北宋皇帝还会派遣御医到民间医治病患,赏赐百姓药物,这一方面可以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保障疫病流行地区百姓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医疗推广的作用。嘉祐五年(1060),京城出现疫情,仁宗下诏赐医药救助民众。仁宗在诏书中说:“京师大疫,贫民为庸医所误死者甚众。”民众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疫病流行时往往会因医疗条件不好而失去生命,因此,朝廷向百姓赐医药的意义尤为重大。同时北宋朝廷赐药方的行为促进了医学成果的推广,底层民众多从中受益。

但是由于北宋中期,“冗兵”“冗官”“冗费”问题日渐突出,封建王朝面临着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屡屡向臣僚和军队将士赏医赐药,并且赏赐的规模不断扩大,必然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使臣借外赐医药的机会在地方上大肆搜刮,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也危害了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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