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出生1140年,即南宋绍兴十年。这时候的中国北方在金人的统治之下,辛弃疾深切地感受到了亡国之痛,从小就树立起了恢复中原、报仇雪耻的鸿鹄之志。

这一年,岳飞率领岳家军北伐抗金,先后取得郾城、颍昌大捷,收复郑州、洛阳之地,离原北宋京城开封近在咫尺。然而,就在胜利的旗帜即将插到故国京都的欢欣时刻,形势却急转直下,岳飞被召回,解除兵权,投入监狱,年余后即被处死。同时,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官方以正式的文件形式,确定了对金的屈辱外交。

1161年,金国发生内乱,21岁的辛弃疾带领两千人,加入了耿京的忠义军(耿京,集结山东、河北忠义军马,自称天平节度使,率众起义,举起了抗金的大旗,成为了沦陷区势力最大的抗金武装),被任命为掌书记。

1162年,辛弃疾带领部分忠义军人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受到宋高宗赵构的热情接见。宋高宗当面封辛弃疾为承务郎、天平军节度掌书记。另册封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平府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忠义军马。

然而,此时忠义军内部发生变故,义军将领张安国、邵进暗杀了首领耿京,二人还率领部分义军将士投靠了金国。于是辛弃疾仅凭50轻骑,于集结5万之众的金营锄奸成功,并能全身而退,其机智勇敢和高强的武艺不得不让人佩服。

从此,辛弃疾在南宋朝野间声名鹊起。宋高宗仍授他节度掌书记、江阴佥判。这一年,他刚刚22岁,真是英气逼人,气吞万里如虎,怪不得宋高宗见后也会再三赞叹。

辛弃疾南归之时,宋高宗已经当了36年皇帝。其间,除了间或与金人有过对峙和战争之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都以向金乞和为主。尤其是任用秦桧为宰相的近20年中,对金国输金送币、俯首称臣,推行屈辱外交甚于有宋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其政策遭到了许多仁人志士的诟病。1161年,金主完颜亮撕毁和约,率大军再度南侵,结果却被一个朝廷派到前线督军的文官虞允文打得大败亏输。在朝廷为此欢欣鼓舞的同时,或许是宋高宗内心感到了惭愧,第二年,他就以“倦勤”为由,将皇位传于养子赵昚,即宋孝宗,自己提前退休了。

宋孝宗继位后,曾一度有志于恢复故国,积极准备北伐。继位的第二年,即隆兴元年(1163),他匆匆启用一直主战的老臣张浚为枢密使,都督长江沿线各路兵马十余万,分兵北伐,史称“隆兴北伐”。北伐之初,也确实收复了部分失地,但在后续战斗中,由于准备不充分,将领闹矛盾,部队不协同,最后导致在宿州符离(今安徽宿州)大败于金军,只得再次向金议和,史称“隆兴和议”。

渴望一展宏图的辛弃疾,眼见北伐战起战败,却没有资格参战。在南宋,像他这样从沦陷区回归朝廷的人,被视为“归正人”,这样的身份不可能立即得到重用。

“隆兴和议”之后,朝廷又以乞和为对外政策,辛弃疾的将才便失去了展示的机会。但作为以抗金复国为人生志向的辛弃疾,归宋之后,一直在等待北伐的召唤,只要有一丝机会,他就会“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此后近20年,他一直在各地任职,一方面尽力当好地方官,为民造福;另一方面积极建言,向朝廷献强军良策;再者,最重要的是,他始终在为北伐做准备,只待一声令下,他随时能提剑上马,杀敌疆场。

1170年,宋孝宗在临安延和殿召见了时任建康府通判的辛弃疾。为了这次召见,辛弃疾挑灯夜战,作了充分的准备。召见时,他向宋孝宗上了《九议》《应问》《美芹十论》等一系列治国强军的良策。特别是《美芹十论》,简直是一部句句精辟的军事专著,从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10个方面,阐述了南宋对金是否可战以及如何战胜的军事方略。其中许多观点,都是南宋历代名臣名将从未提到过甚至还未曾想到过的,其识见的精当、准确、全面、深远,可以说当时无人能出其右。

辛弃疾虽然提出了如此切合实际的战略,然而,宋金刚刚议和,时机不允许;宋孝宗刚刚因北伐毁掉了仅有的一点兵力优势,他心存犹豫和畏惧;加上宋高宗虽然退位了,但他还想保持安逸的现状,不想拿他太上皇的帽子去作赌注。所以,辛弃疾一腔热血,浑身胆识,换来的只是一声叹息。

之后十数年,辛弃疾先后出任过滁州知州、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湖北转运副使、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等职。在这些任上,辛弃疾作为地方官,薄征赋、招流民、教民兵、屯田地、平盗贼,所治之处,政绩不凡。

1180年,在湖南安抚使任上,辛弃疾以“湖南多盗”为由,开始白手起家创建军队。不久,一支2500人的“湖南飞虎军”组建成功。此军经过他的精心训练后,军纪严明,军备精良,军力强大,成为南宋地方武装中最著名的一支劲旅,《宋史》称其“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然而,辛弃疾直率果断的性格和对于北伐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对外胆怯、对内倾轧的政治氛围中,却成了别人眼中的“出头鸟”,关于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的议论甚嚣尘上,一些不满他的人开始在宋孝宗面前弹劾他,他旋即遭到罢官。

从1181年冬天遭到弹劾罢官到去世的20多年里,辛弃疾除了偶有三两年被起用到福建、浙东等地任安抚使外,其他时间基本都在江西上饶带湖边自己兴建的新家——“稼轩”,过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诗意栖居的生活。

诗意栖居,对于常人应该是一种美好,但对于辛弃疾,却是另外一番心境。辛弃疾并非天生的诗人,他天生是一个将士,对于一个手握宝剑时时准备跃马扬鞭上沙场的将士,有马不能驰骋疆场、有策不能行军布阵、有剑不能奋起杀敌、有志不能报效国家,这才是人生最苦闷和最痛苦的事情。

此后20年,朝朝暮暮,辛弃疾时刻都没有忘记北伐,“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这首《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就是他赋闲期间苦闷心情的写照。如果说《鹧鸪天》中所谓“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还只是他的自嘲或牢骚的话,那么那首《贺新郎》中的“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则简直是他浓缩了悲痛和愤懑如雷霆霹雳的呐喊!

在闲得无聊的漫长岁月里,辛弃疾最后真的迎来了一次北伐的机会。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宰相韩侂胄开始起用主战派人士,辛弃疾也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后又被任命为镇江知府,戍守江防要塞京口。

1205年,韩侂胄发动了“开禧北伐”。对这次北伐,辛弃疾虽然精神上为之一振,但此时他已经66岁,年迈体衰,疾病缠身,已经不可能杀敌于疆场了。而更让他忧虑的是,韩侂胄这次北伐主观上是为自己身上贴金,军事准备又不够充分,胜算太少。辛弃疾还因此创作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其中“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表达的便是对北伐的担心。后来“开禧北伐”最后果然以失败告终。

1207年,辛弃疾因病去世,临死口中还在大喊:“杀贼!杀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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