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做为全中国最大淡水湖,负有调蓄长江洪水的重要功能,同时江西又是长江流域暴雨中心之一,地貌起伏也大,因此江西始终是防汛的重点区域,而鄱阳湖更是重中之重的关键。不过一般人可能不知,鄱阳湖在古代其实是片河网纵横的富饶平原,因此早在西汉初年,便在当今鄱阳湖中的四望山区域设置鄡阳县(鄡,音敲,该县城遗址在鄱阳湖枯水期时会显露),邻近还另有彭泽、鄱阳、海昏等县,而海昏县便是著名的汉废帝刘贺被废去帝位后的封邑。

到了新莽时代,鄡阳又被更名为豫章。尔后自三国六朝以迄隋唐,鄱阳湖区域的郡县不停增置,显示开发力度的加强与人口增长。不过由于地质运动,以及时气候变暖的缘故,长江径流量变大,主泓道又南移湖口一带(今江西九江市湖口县),加上曾经能调蓄洪水的云梦大泽和彭蠡古泽逐渐消失,导致长江流水既分洪至洞庭湖,又灌至彭蠡新泽,使之向南扩展,鄡阳平原慢慢被淹没,最后终在唐代形成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水域一度广至6千平方公里。到了宋代,“鄱阳湖”之名才首度出现在地理志书《太平寰宇记》里。

尽管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以为该湖“自隋以前概谓之彭蠡,炀帝时以鄱阳山所接,兼有鄱阳之称”,误以为鄱阳湖等同彭蠡古泽以及估错命名时间,但其实鄱阳湖之称在宋朝才渐渐固定下来。南宋《舆地纪胜》还专有鄱阳湖的条目,形容“湖中有鄱阳山,故名鄱阳湖”。尔后随着日月推移,鄱阳湖的名号愈为大众熟悉,彭蠡泽的旧名与位置演变反而不太为人所知。

尽管鄱阳湖的形成淹没不少人类曾栖居的城镇,但广袤的湖面与肥腴沙土,仍不断吸引百姓前往渔捞垦荒,经济活动因而日渐发达。但与此同时,人类为了垦田而修堤围田,令本该调节水量的鄱阳湖水位被抬高、容积减少,反而增加大洪水的爆发机率。接着又陷入修堤围田─刺激洪水─固堤围田的恶性循环。根据《江西省水利志》的统计,原本在东晋至北宋间,鄱阳湖区有记载的水灾年份仅有23次;但两宋年间,水灾年陡升为67次,约4.64年就发生一次水灾。而南宋至元末不到百年的时光,水灾频率增为3.23年一次;明朝则有167次水灾年,频率约1.67年一次;清朝水灾年更暴增为227次。

这种频繁的洪涝水患,让江西虽富产粮米鱼虾,以及提供中央王朝充裕的渔课粮税,但百姓也不时因惨重灾情沦为灾民。譬如明万历十五年(1587),“南昌府所居地方今岁春夏霪雨连绵,民乡早稻尽将淹没,至秋又值亢阳,复布晚禾尽行枯稿,灾民毫无所望,惟朝夕在河港取鱼,苟延性命”,稻田被淹没、颗粒无收的灾民只能在江水里捕鱼续命,十分悲惨。

还有清朝两江总督奏报江苏、安徽与江西“雨泽过多,水势盛涨,圩田堤岸,多有被淹”,尤其是江西境内“芜湖、铜陵、德安、彭泽、鄱阳等县,被水较重”,位处长江下游的南京瓜洲更是岌岌可危,汹涌江潮非但威胁数万民田的堤防,连“火药局及瓜洲镇游击衙门,亦均逼近”。对此,朝廷除了“饬令督率弁兵,严加防范,遇有险工,立即抢救”、还有“准各州县动用仓谷,量为抚恤,核实散放,毋遗毋滥”之外,也只能“率文武设坛,虔诚祈祷”,凸显现代科学与技术不足的清朝,在危殆之际也只能仰赖鬼神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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