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 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 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 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 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 将为天下裂。”

《天下》篇的作者指出:天下大乱的时候,贤圣不能明察,道德规范不能统一,天下的学者多是各得一偏而自以为是。就像耳口鼻都有它的知觉功能,而不能相互通用。就像百家众技一样,都有所长,时有所用。即使如此,但不完备又不普遍,是看问题片面的人。分割天地的完美,离析万物的常理,分割古人道术的全体,很少具备天地的纯美,不能相称于神明的包容。所以内圣外王的道理,幽暗不明,抑郁不发,天下的人各自尽所欲而自以为方术。可悲啊!百家皆各尽迷途而不知返,也就不能合于大道了!后世的学者,不幸在于不能看到天地的纯美,不能看到古人道术的全貌,将要为天下所割裂。

那么,古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天下篇》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古时候的“道术”“无乎不在”,遍布于万事万物之中,是贯穿宇宙万物的“一”,并且具有强大的作用,赋予自然以灵妙、人类以睿智。而圣之所以“生”,王之所以“成”,是因为他们都领悟了这个“道术”。

古代的圣哲运用“内圣外王”之道,使得天下的治理呈现出盛况,他们将这套道术表露在“数度”(即礼乐制度方面)中,旧有的法规和世代相传的史书还多有记载,而对这些法规制度继承最全面的要算儒家。可是在《天下》篇的作者看来,儒士们只对这些记录下来的“数度”进行了学习和传承,虽然他们非常精通《诗》《书》《礼》《乐》,对各项法规制度如数家珍,但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这些法规制度背后的含义并不知晓,也就是说,他们并未掌握“内圣外王”之道。

既然儒家只获得了古代圣哲“内圣外王”之道的“一察”,为什么后世儒家会如此标榜“内圣外王”之道呢?显然,后来的儒家不只是在“数度”方面传承了“内圣外王”之道,也在义理方面进行了发展,不仅仅是“照着讲”,也是“接着讲”。

《天下》篇的作者显然是站在道家的立场去看待儒家,只看到了儒士们传承典籍和礼乐制度方面的工作,而没有看到他们的创造性发挥。实际上,先秦儒家不只是古代文化的守护者,也是新文化的创造者,他们会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形,对古代文化进行不同程度的深化和延伸,从而开创新的理论和思想,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逐渐发展和完善的。

早在孔子之时,“接着讲”就开始了,虽然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他并不死守古书、僵硬照搬,而是对三代典籍进行整理,删诗书、定礼乐。孔子在倡导恢复周礼的同时,还对其进行了人文主义的升华。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孔子以重建普遍秩序为己任,但他并非单纯依照传统,而是有所反思:周礼为什么会动摇和失效?人们为什么要遵守礼?礼的实质是什么?在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礼”以天道为依据,所以“礼”是固定的、不可更改的。而孔子认为,一切礼仪制度,都以正当性为基础,由此,孔子摄“礼”归“义”,“义”才是“礼”的实质,“礼”是“义”的表现,一切秩序的具体内容,都可依照“义”而改变,而不必拘泥于传统。那么,人为什么会求正当性呢?是因为人能立“公心”。从私心,是求利;从公心,则是求义。孔子认为,周礼之所以动摇和失效,根源就在于人心出了问题。因此,想要重建秩序,不能只去修改礼制,还要从人心上着手,通过人心的改善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于是,“仁”这一观念便应运而生。孔子的“仁”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顺应人性、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逐渐扩大,到爱周边的人,到泛爱众,可以说,“仁”正是内圣的核心所在。

如何才能改善人心、让人人都具备仁心呢?孔子认为,统治者要首先具备仁心、做好榜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次,统治者要实行德治,用道德和礼制引导老百姓,这样老百姓才会有羞耻之心,不会去做违背道德和礼制的事情。而如果不实行德治,采用严苛的政令和刑罚,老百姓不仅没有廉耻心,还会想方设法钻政令的空子,人心反而会越来越坏。

孔子提出改善人心的方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其实就是内圣,而“安人”“安百姓”则是外王,只有从“修己”出发,提升德行修养,才能实现“安人”“安百姓”的外王事功。

在孔子这里,内圣只是外王的必然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内圣并不一定开出外王。孔子相信,个体通过努力可以成为仁人君子,达到内圣的境界,可是,外在事功的成败得失则受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孔子也有“知命”的思想。

孟子承孔子之绪,对“仁”的思想做了深化和拓展。孟子沿着孔子“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思路,将“仁”的思想向外延伸至社会政治的实践层面,建立了施行仁政的“王道学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乎掌上。”孟子以“性善说”作为理论基础,认为君王也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如果将此心推及政令方面,那么,治理天下就易如反掌。具体怎么做呢?孟子提出了“推恩”之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说,古代的贤明君主之所以远远超过一般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善于施行“推恩”之法罢了。可以说,以“推恩”来践行的“王道学说”正是孟子关于外王思想的体现。

孟子的“性善说”和“王道学说”使得“内圣外王”之道得到拓展,“性善说”为内圣提供了一个让人安心定志的理论基础,“王道学说”则为外王设计了一个面向现实的操作方案。

“内圣外王”之道在荀子这里,又有了发展。当时诸侯之间的战乱愈加频繁,兼并统一的趋势十分明显,在这种社会形势下,荀子便将学说的重点放在了“外王”上。于是,他深挖孔子的礼治思想,对其进行发挥,并在礼治的基础上倡导法治,提出了礼法并重的创见。

为什么社会需要礼治呢?荀子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人之性表现为各种自然欲望,比如好利、疾恶、好声色等,如果顺从人的本性,放纵人的欲望,则必然会生出争夺、残贼、淫乱,从而忠信消亡、礼义不存、社会不宁。因此,必须借助礼节制人的欲望、规范人的行为,这样人们才会生出辞让、忠信之心,社会也会趋于安定太平。那为什么还要援法入礼呢?这是因为,如果只有礼治,没有法治,那么礼治就会形同虚设,礼崩乐坏的场景还会上演。所以,为了保证礼治的顺利实施,必须同时重视法治,礼治与法治缺一不可。

与孔子重视德治不同,荀子认为,治理国家,不仅要用道德和礼制引导老百姓,还要用政令和刑法整顿老百姓,如此,礼治才会取得成效。荀子并没有将礼治与法治对立开来,而是巧妙地将二者统一起来,相互协调治理社会。

荀子从社会现实出发,提出的这一“隆礼重法”思想充分体现了他的外王思想,同时也使得“内圣外王”之道在政治的实践过程中更加可行。

最后,儒家经典著作《大学》对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进行了总结,将其升华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

《大学》开篇便提纲挈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大学之道”,也可以说是“内圣外王”之道,有三个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之道”不仅是个人德行涵养的完善,还必须将自身之德推己及人,达到至善的境界。那如何做到“三纲领”呢?具体落实在“八条目”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前五个条目可以说是内圣之道,而后三个条目则是外王之道,中间的“修身”将二者完美衔接。这个过程清晰地指出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实现途径,个人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到完善的德行涵养,从而通向内圣境界。但把身修好并不是终极目的,“修身”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建立外王功业。而外王功业的建立则必须以“修身”为基础。所以《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由此看出,在《大学》阐述的“内圣外王”思想体系中,内圣是最根本。也可以说,内圣是体,外王是用,“止于至善”则是“内圣外王”思想的最高追求。到了宋代,“内圣外王”一词才正式被儒家使用,自此以后,“内圣外王”便逐渐成了儒家的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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