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8年，恺撒成为高卢行省总督，由此开启了对高卢地区的征服。经过长达9年的高卢战争，恺撒不仅将高卢囊括进罗马版图，还将罗马北方防线推进至莱茵河西岸和比利牛斯山脉东麓。

高卢战争的胜利使高卢成为抵挡日耳曼人入侵罗马的缓冲区，并使得罗马的边界推进至莱茵河一线，巩固了罗马的北方防线。公元前27年，屋大维对高卢全境的行政部署进行了调整，将高卢地区划分为五个行省，并新设了日耳曼行省。日耳曼行省的范围仅是莱茵河西岸一带，省会设在科隆尼亚·阿格里皮内希姆，行省内的主要城市都是罗马军团的军事基地。日耳曼行省的设置更多是出于军事目的，一是为了防止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入侵高卢；二是作为边境行省发挥地理优势提供战时支持。

公元前12年，莱茵河以北的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入侵帝国境内的高卢地区。奥古斯都趁机反击，罗马军团开始进攻日耳曼地区，杜鲁苏斯率领军团从埃姆河中游成功登陆，并直抵威悉河流域，沿途征服了众多日耳曼部落，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第二年，杜鲁苏斯指挥罗马军团越过莱茵河，从东面进攻，抵达日耳曼的心脏地区。

公元前10年，杜鲁苏斯率领的罗马军团决定向最终的目标易北河流域发起进攻，罗马军队随之到达易北河流域。次年，易北河—多瑙河防线建成。回程途中，年轻的杜鲁苏斯落马受伤，不幸去世，日耳曼战争的军事指挥权移交到提比略手中。

此时，身在首都的奥古斯都认为，易北河防线战略已经获得了成功，无须再对日耳曼民族进行攻击，因此，未向提比略提供充足的兵力，并将提比略调至东方平定亚美尼亚王国的动荡。奥古斯都对待日耳曼战争的态度与提比略背道而驰，于是，提比略拒绝了奥古斯都的命令，并请求解除所有公职，日耳曼战争的进程由此陷入停滞状态。

公元4年，奥古斯都将提比略收养为养子。此时，日耳曼人卷土重来，侵占罗马领土。因此，提比略回到前线，受奥古斯都之命再次承担起保卫国家的职责，中断了数年的日耳曼战争再次打响。此次战争的目的是将罗马的征服区域从莱茵河流域扩大至易北河的日耳曼全境，即东起莱茵河，西至易北河的地区。战争持续到年底，除易北河以外，罗马收回日耳曼境内所有的重要河流。公元5年，罗马军团到达易北河，“罗马军团的银鹫旗插遍了莱茵河以东400罗马里（约合600km）包括易北河在内的整个日耳曼地区”。但并非所有的日耳曼部落都选择投降，马尔科曼尼人仍坚持反抗罗马，提比略采取了两路夹击的进攻方式，试图歼灭该部落。

然而，公元6年，正当提比略等待向北方进攻之时，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发生叛乱，权衡之下，提比略与马尔科曼尼人停战和谈，后急速赶往叛乱地区平叛。同时，奥古斯都将日耳曼地区的军权授予瓦鲁斯。然而，瓦鲁斯所率领的3.5万人的部队，在日耳曼中部的条顿堡森林遭到阿尔米纽斯带领的日耳曼军的袭击，全军覆没。奥古斯都闻之伤心至极，以至于连续数月既不理发也不修面，有时用头撞门，嚷道：“科文提利乌斯·瓦鲁斯，还我军团！”他还把8月2日这灾难的一天视作每年伤心悲悼的日子。人们对瓦鲁斯的失败产生了很大的不安，害怕日耳曼人会进攻高卢或者爆发高卢人的总起义。幸运的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罗马在莱茵河右岸征服的地方都因此失掉了。奥古斯都在失去三个军团之后，也没有补充新的军团，军团数目只剩25个。公元10年到公元12年，提比略再次担任日耳曼战争的司令官。公元13年，杜鲁苏斯的儿子日耳曼尼库斯成了日耳曼战争的司令官，率领大军渡过莱茵河，成功分裂了日耳曼民族统一战线。在他任职的4年中，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留下著名遗训，反对罗马再做征服。提比略担任元首之时，罗马仍未能完全征服日耳曼地区。公元16年，日耳曼尼库斯补充完8万大军后沿着莱茵河直捣日耳曼的心腹地带，大获全胜。提比略与日耳曼尼库斯的行军路线，

公元17年，日耳曼尼库斯举行了庆祝征服日耳曼民族的凯旋仪式。凯旋仪式之后，提比略以“元首的继任者必须亲自出马去东方完成重要的任务”为借口，将日耳曼尼库斯的任职地从莱茵河畔调往幼发拉底河畔，同时废除了低地日耳曼军团、高地日耳曼军团共计8个军团的总司令职务，同年，罗马军团也从日耳曼地区撤离。长达28年的日耳曼战争，被提比略画上了休止符，罗马边境防卫线重新回到了莱茵河—多瑙河一带。

罗马为什么放弃吞并日耳曼地区？

当日耳曼部落四分五裂、日耳曼尼库斯斗志昂扬之时，为什么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没有趁机吞并整个日耳曼地区，而是选择将北方防线再度退回至莱茵河一带呢？历来猜测颇多：有人认为条森堡战役的惨败使罗马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有人认为阿尔米纽斯毫发无伤，对罗马来说仍是威胁；还有人认为提比略妒忌日耳曼尼库斯的战功。

罗马军团的威慑作用减弱，后勤保障困难

后勤供应对战争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日耳曼地区多为荒原地带，因此，无法完全依靠当地补充足够的资源，需要从罗马本土进行补充，而河流能够为军团资源的补充提供极大的便利。奥古斯都的边疆政策中有一条原则便是为巩固帝国边防，需要寻求理想的天然疆界，因而要扩张到有山川可守的地界，向外进军即以此为目标。靠近日耳曼地区的易北河、威悉河以及埃姆河与多瑙河虽然没有汇合点，但若将边防线设在莱茵河，给养将通过多瑙河和摩泽尔河从地中海地区到达军团驻地，能极大地解决后勤补给问题。

与择地而居的高卢人不同，日耳曼人居无定所，且所在地区多为荒原。在古代，固有资产多指城市，对于拥有固有资产的敌人而言，擅长攻城战与大会战的罗马军队显然更具有威慑力；反过来，在与资产并非固定或无论如何也不集中的敌人作战时，罗马军队的能力就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挥。罗马军团对有固定资产的政治实体（如高卢城市）有着一种“隐形军事威胁”，因为罗马军队对高卢城市具有破坏的实力，这使得罗马军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将其作为一种辅助外交的工具。但对于日耳曼部落来说，这种“军事威胁”很难奏效，因为“日耳曼人中，没有一个部落是居住在城郭内的，就是个别的住宅也不容许彼此毗连。他们零星的散落在逐水泉、草地或者森林”。罗马对被征服地的胜利往往伴随着罗马化的推进，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还有着道路、桥梁、基础设施、城市等的建设。罗马通常不在已征服的地区长驻占领军，而是在战后修筑道路，一旦发生叛乱，即可迅速从基地派兵。但罗马军团开拓一条穿过森林和沼泽的道路以抵达未开化的日耳曼地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日耳曼人的真正资源是农村性和分散性的，这使得罗马军团无法做到集中攻击。同时，在莱茵河以西能够铲平道路铺上石头，修整完备，但在日耳曼大片荒原中却只能开出一条小道，没有城市等固定的人口聚集地，基础设施的修缮也变得困难，不久后道路便会再次荒芜。莱茵河以东至易北河以西的大片荒原并不适合后勤保障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对吞并日耳曼地区造成困难。

经济回报较少，统治者具有务实思想

共和时期，罗马吞并新领土时，往往会设立行省，新的行省便会源源不断地向罗马提供税收。随着罗马的不断扩张，富庶地区大都被占领。至帝国初期，罗马开始占领一些相对贫穷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很难为罗马提供富足的财富和奴隶。“在共和国时期，随罗马人征服古代地中海世界各个最富庶的地区，战争得大于失；然而在帝国时代，不列颠、莱茵河、多瑙河南岸地区，甚至北面的达西亚都没能够使帝国国库得到足够的收益来弥补征服或者防御的代价。”“日耳曼人对农耕并不热衷，他们的食物绝大多数是乳、酪和肉类，他们多以畜群的多寡相夸耀，这是他们所钟爱的唯一财富，诸神也不曾将金银赐给他们。”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而言，在征服新领土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可获得的财富回报却相对较少，这就使征服日耳曼地区失去动力。

领土扩张不仅是共和时期贵族寡头之间进行斗争的有利砝码，也是帝国初期元首荣耀的来源，如共和时代的恺撒与庞培等，赫赫战功为他们增加了威信，帝国时代克劳迪乌斯元首对不列颠的扩张也仅仅是因为他想要得到荣誉。当奥古斯都去世时，元老院公开宣读了他的遗嘱，遗嘱建议他的后继者放弃更大规模的扩张，保持住已被他规划、经营的帝国边界。奥古斯都冷静地看到了此时的罗马对外扩张的潜能已近乎极限，深知国力允许扩张的程度。“扩张领土所需的军费是罗马无力承受的一副重担，这一重担会将整个财政制度压垮。”因此，奥古斯都适时地放弃了对外扩张，避免帝国的财政因战争陷入窘境。奥古斯都边疆政策的原则之一是罗马不应以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为目的，而应以维护境内安定为宗旨。比起战争的胜利，撤退总会有些不光彩，但继任者提比略能够冷静分析，权衡利弊，最终选择了更有利于罗马帝国的防守方案。元首掌握着国家的军事大权，并且权利较之共和时代大大增强，因而，元首的选择也左右着前线战略的调整。帝国初期的元首考虑全面，求真务实，避免了好大喜功，也没有穷兵黩武，而这也从侧面体现出日耳曼地区经济价值的匮乏。

地形复杂，攻防困难

日耳曼地区布满沼泽和森林。《日耳曼尼亚志》记载：“这一块地面虽然也有着种种不同的形状，但整个说来是一片密树参天、泥泞满地的地区；靠近高卢的一边，暴雨尤严；靠近诺丽古姆和潘诺尼亚的一边，风势特劲。”罗马军团擅长在宽阔的地带进行常规型会战，兵力集中程度和战斗烈度越高，罗马人的战术优势就越大。但日耳曼人擅长游击战术，并且熟悉地形，这为罗马军团的进攻和防守增加了难度。条顿堡森林战役就发生在日耳曼的黑森林中，阿尔米纽斯利用瓦鲁斯对他的信任及其对地形的不熟悉猝然发难，导致罗马军队无法及时采用最擅长的攻击队形而溃不成军。恺撒在《高卢战记》中也有记载：“他们日耳曼民族，既没有在我们看来必需的军队组织，也没有建立要塞进行防守的概念，人们散处在四面八方。他们散逃之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都市或者村镇，不论是一个隐蔽的山谷、茂密的丛林或者险阻的沼泽，凡认为有一线保障或者希望，他们就躲藏进去。那些地方是他们熟悉的，但对我们来说，就需要特别留神……想要歼灭这个民族，就必将人马分散，四面八方去搜捕。如果按照罗马军队的传统，军团旗在前、大批人马整齐排列在后的阵型，那么当地的地形本身就会成为蛮族的保障。同时他们中个别的人，也不乏勇气打些秘密埋伏，对我军分散的队伍来一个突然围攻。”日耳曼地区的地形和民族特性决定了征服这片土地并非一场会战胜利就可以一劳永逸，而是要进行细致持久的游击战，但此时的罗马经历了重重战火，人民渴望和平，进行游击战的计划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民心所向，渴望和平

从公元前58年到公元前51年，罗马经历了八年的高卢战争，此后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打响了罗马内战，取得战争胜利的恺撒在回到罗马不久后便遭到了刺杀。公元前43年，屋大维与安东尼、雷必达组成后三头同盟，大肆报复，株连甚广，罗马内战再次打响。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中击败了安东尼，内战终于结束。在拥有公民身份的意大利和外省公民中，各个阶级都渴望结束内战，恢复和平，每个人都希望亚克兴之役是内战之最后一役。为尽快消除战争对罗马的影响，凝聚长期涣散的人心，恢复民众的信心，屋大维郑重地举行了关闭亚努斯神庙的古老仪式，使民众在心理上感受到和平的珍贵。不仅如此，奥古斯都还在内战结束之后将军团数量逐渐从60个减至28个，并免除了内战时期人们所欠下的国债，降低了利率。同时，奥古斯都还重新审定了元老院名单，将元老成员从1000人减至800人，并进行了人口普查。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民众能够尽快免除战争所带来的压力和负担，更快地步入新生活建设的轨道之中。这些政策的实施较为顺利，这不仅是因为奥古斯都个人的威望服众，更因为民众从心底支持战后的重建与社会的稳定，憧憬战后的和平。罗马的战火断断续续持续了十余年，这些战争造成了地方的诸多损失和公民的负担加重，而注定成为持久战的日耳曼战争将会消耗帝国更多的人力物力。此时的罗马帝国外患未解，内忧未平，急需一个和平的环境解决国内矛盾。

因此，尽管帝国初期统治者放弃征服日耳曼地区的政策被当时的诸多有识之士误解，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使罗马不仅避免浪费兵力，而且没有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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