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成就最高的时代，而宋仁宗在位时期是宋朝的巅峰。

电视剧《清平乐》讲述的就是宋仁宗在位时期的事，与其他宫廷剧不同，这部剧可以说是高度还原历史了。

剧中，总是出现的大臣们，比如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可以说是学生时代的“噩梦”了，毕竟全文背诵的那些文章诗词，多半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不重蹈前朝军阀割据的覆辙，打破贵族对于官职垄断，开始以文替武，大力推广科举。

后经太宗、真宗两代不断改良，到了仁宗这一代日趋完善，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用苏轼的话说，仁宗这一代出的人才，够三世子孙用了。

比如英宗时期的韩琦、富弼，神宗时期的王安石，都出自仁宗时期。

四大发明里，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占了三个，而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个更是被仁宗一口气“包圆”了，光是一个苏轼就照耀了东亚文化圈几百年。

仁宗可以当的起一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体两面的范仲淹和吕夷简。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范仲淹就是一个“认死理”的人。

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他仅仅是个负责皇家藏书抄抄写写的小官，就敢上书让太后还政，结果可想而知，被贬官出京。

仁宗亲政把他叫回来不到一年，力谏仁宗阻止废后，又二次被贬。

再次重新启用之后，依旧没有任何改变，上百官图，指责宰相结党营私，三次被贬。

古往今来，不贪污受贿的清官有很多，不过官场上真正难的是人情二字，不管是提拔自己入朝为官的晏殊，还是权倾朝野的宰相吕夷简，亦或是当朝天子，只要违背了范仲淹心中的“公理”，都照怼不误。

这在吕夷简看来，是务名无实，只知道一味地炒作自己的名声。

对此，范仲淹专门写了一篇《尽名论》来为自己辩白，他说道家所推崇的“淡泊名利”，实则是不爱名节，明哲保身。

提起士大夫精神，很多人都会想到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是这在宋代以前，只能说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到隋唐时期的关陇门阀集团所把持的贵族政治，到五代时期的武人政治，读书都很难改变命运。

到了宋朝开科取士，官方开始宣传“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士大夫们兼济天下的梦想才算是照进现实。

读书人只要耐得住十年寒窗苦，就有可能亲自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这大大地激发了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豪情。

两岁丧父随母改嫁，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穷苦生活的范仲淹，却生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种明确的忧国忧民的自觉意识，这除了自身品格高洁，更是有赖于宋朝特殊的历史环境。

用文宗时期的一位名称文彦博的话说，北宋是“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同样是一生经历三升三降的吕夷简，则有着和范仲淹完全不同的政治追求。

吕夷简出身官僚家庭，入仕之处，也以直言闻名，做过不少为民请命的好事，真宗甚至把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准备重用。

《清平乐》中，吕夷简一直作为保守派，以阻碍改革的大反派形象出现，但是实际上，仁宗亲政不就，吕夷简四月被贬十月回朝，仅仅过去半年，朝政就有一堆烂摊子等着他来收拾。

宋夏战争爆发以后，也是他第三次入相也帮助仁宗应对危局。

青壮一派，例如韩琦、欧阳修，都是澶渊之盟之后出生的，属于生活在和平年代，没有真真切切地感受过契丹人的威胁，不知道战争、政治为何物的理想主义者。

所以宋夏战争一爆发，韩琦主张主动进攻，很快夏军就给他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

庆历新政中，欧阳修的君子之党理论触碰到了皇帝臣子不可结党威胁皇权的逆鳞，为改革敲响了丧钟。

反观范仲淹和吕夷简，在宋夏战争中，吕夷简再次入相，推荐范仲淹任经略西事，范仲淹也深知需要吕夷简在朝中坐镇才能放心地投入战事，主动修书，消解往日旧仇，二人冰释前嫌，成就了一段佳话。

等到了庆历新政时期，吕夷简退休，范仲淹上位主持大局，他才清楚地知道，这个宰相究竟有多不好当。

不管是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还是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

范仲淹的十项改革举措，说到底就是“开源节流”，宋朝为养军队花了不少钱，看起来经济繁荣，实际上国库空虚。

新兴的士大夫阶级也没有比原先的贵族好到哪里去，土地兼并的问题严重，富者由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奢侈腐败成风，所以“范仲淹们”的新政核心其实是整顿吏治。

他们搞错了一件事，改革从来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他们既不想办法团结官员队伍，也不想着与民让利，让人民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有意思的是，支持新政的这些人到了王安石变法之时，又成了顽固保守的反对派，不知道是历尽沧桑有了不同的体悟，还是转过来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之时感到了肉疼。

庆历新政结束之后，仁宗的执政岁月里，天下无事，天地一团和气。

仁宗晚年，在欧阳修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在他的主持下，这一年进士及第的人可以说是群星璀璨，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苏辙、曾巩，程朱理学二程中的“程颢”，王安石变法的二号人物吕惠卿，以及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这些人都榜上有名。

以这一科为标志，北宋文化达到顶峰，同时，这一科，也为北宋衰败埋下伏笔，拉开了北宋党争的序幕。

仁宗时期还有两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拯和狄青。

包青天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很可惜，狗头铡、龙头铡都是民间的戏说。

包拯任开封府知府只有一年半，其间并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案。

不过从包拯受追捧也可以看出，在平民心中，反腐败，反贪官污吏，要比“范仲淹们”的改革纲领，流芳百世的诗文重要多了。

人们渴望清官、膜拜清官，可能恰恰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去寻找，只能在戏文中通过铡贪官，稍微的解一解心头之恨。

如果说包拯是应时代需求被神话，那狄青就是生不逢时。

在西夏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狄青，被仁宗任命为枢密使，这本是给武官的至高荣耀，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

宋朝以文替武，枢密使这个岗位一直由文官担任，打破了传统的狄青，自然遭到了读书人的围攻。

狄青祭祖烧纸，被他们说是怪光冲天，狗头长角，妄想成龙。

开封暴雨，被说成是狄青招来的天谴。

读书人们骂他笑他，原先捧他当大英雄的老百姓也开始视他为招来水灾的瘟神，原本相信他的仁宗，也被文彦博的一句“太祖不也是周世宗忠臣吗？”搞的疑心大作。

搞得狄青因为一句“无他，朝廷疑你”抑郁而终。

狄青死了，所有人都是凶手，但是所有人都不认为自己有错。

错的是时代、是制度、是文化。

如果说历史教会了我什么的话，那就是不要用简单的善恶去看待这个世界。

正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