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纱帽”的含义可说是路人皆知,“戴上了乌纱帽”、“丢了乌纱帽”这类表达在今天仍然得到经常性的应用。

经由古代绘画以及戏曲表演,人们形成了深深的印象:头戴乌纱帽,身穿盘领袍,腰挂玉带,足蹬皂靴,便是中国古代官员的经典风貌。不过,这一套服饰在历史上其实有个鲜明的起点,那就是北朝后期。在秦汉魏晋,在南朝,甚至在北朝前期,都绝对看不到类似的男服样式。

对于发生在北朝的这一次重要的服饰变革,唐宋学者们都心里明镜儿似的知根底。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朱熹也在《朱子语类》中明确道: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属。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朱子提到的上领衫上领服,就是盘领袍的前身,在北齐时代最初出现的时候,这种上衣确实是窄袖短衣,一如沈括所指出,其形制处处都是为了便于骑马、射箭、在草原上跋涉而设计。这种上衣最特殊之处便在其领式,唐宋时称为“上领”,明代则称为“团领”、“盘领”或“圆领”,是将领口挖裁成紧绕脖颈的圆形,纽扣的结扣处在两肩头。如此的形式显然是为了防止风沙从领口灌入,另外,一旦天气转热,解开肩头的纽扣,将一对“上领”外翻,便形成敞开的“翻领”,犹如今日西装的翻领,这样一来,就可以散热透汗了——因此它也是中国服饰传统中唯一有翻领的衣式。也是在上领袍、衫上,为了骑马的方便,而开创性地引入了可能是从波斯传来的“开衩”。纽扣、开衩这些在秦汉服饰中从不曾有的元素,从此将逐渐变幻为中国传统服装上闪闪生光的亮点,而其最初出现在上领袍、衫上,都是为了服务于马背轻驰的便利。

扎在上领袍腰间的皮带是一种形制特殊的蹀躞带,在带身上嵌有一个个金属銙环,其中装缀细长皮带,叫做蹀躞”——这些垂带上均设有多个带扣,可以把佩刀、箭囊以及各种随身所需的小物件一一挂在上面,恰恰是适合游牧生活的一种携物方式。入唐以后,农业社会的定居生活方式成为常态,人们无需在腰带上携挂日常物件了,銙环便逐渐化身成华贵的饰牌,演变出文学中经常提到的玉带。至于长靿靴,则显然是“皂罗靴”的源头。

在北朝后期,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头饰“幞头”。按《隋书•礼仪志》的观点,幞头倒是来源于“汉衣冠”——前身是东汉以来的幅巾,即方头巾。(不过,孙机先生认为,幞头是由鲜卑帽改进而成,因此仍然是“胡服”的一种。)在北周武帝的时代,幅巾被加以改造,在巾的四角缝缀上系带,同时发明了一种非常漂亮的结系方式,将一对巾带结在脑后,另一对巾带反系向前,于头顶的髻前绾结,因此也叫做“折上巾”。发明幞头的目的,同样是“便武事者也”(《新唐书•车服志》),用轻质的绢罗将头发束紧,头顶上轻便利落,自然无碍驰射。不过,大致在隋唐之间,为了追求造型的美观,幞头之内被加上硬质衬冠。自唐至宋,巾角也转换成花样翻新的帽翅,同时改用硬挺的漆纱当做面料,最终形成“乌纱帽”。

总之,幞头、上领袍、蹀躞带、长靿靴,本是一套完整的骑马服,是战服,或者说,是一套完整的骑兵军服。隋、唐都是以马上得天下,其上层社会由剽悍的军功贵族构成,于是,这一群体日常所穿的服装便在国家政治中心自动确立为一种服装标准。早在南北朝时代,上层社会的“常服”便发生了南北的分野,南朝男性贵族仍然保持上襦下裙的衣式,而“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并且“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任用”。隋唐两朝沿袭了北朝时代的作风,虽然非常认真、严谨地以“复礼”的精神制定了全套的繁复的仪服制度,可惜在马背上跑野了性子的健儿们没一个能习惯长裙、高履、危冠之类——你能指望艾森豪威尔天天穿裙子四处走吗?所以,除了“元正大会”一类的庄严场合,平常还是照穿方便利索的战服。唐家天子就带头不认真尊行古礼,“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北)魏(北)周,便于戎事。自贞观以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旧唐书•舆服志》)李渊、李世民这两位天生的战士,都是以巾、袍、带、靴完整配套的战服作为常装——整个上层社会也都是如此。

日久相沿,这一套轻捷剽悍的服装竟逐渐演变成宽缓华贵、雍容温雅的宋、明官服。直到清代强行确立一套新体系的“胡服”,“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才成为“前朝职官公服”(清人叶梦珠《阅世编》)而汇入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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