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袍”从外形上就可以明显看出，它是最具中国古代男性风范的本土服饰。“道袍”交领右衽，用系带而不用纽扣，大袖收祛，衣身左右开裾而有摆，从视觉效果看就显得衣袂飘飘、风流倜傥，虽然不如胡服来的方便，但是收祛和有摆的设计，依然带来一定的便利性，且不会因为动作幅度而露出里面的衣裤，十分符合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

“道袍”之名乍听似乎是一种道士服，但实际上是明代士庶男性的常用便服，明代中后期很是流行，材质从丝、麻、葛到当时刚传入中国的棉都有，有单层的，也可以做夹里。可居家穿着，也可穿于礼服内。此外，明代的“直身”、“直裰”等也都与“道袍”外形相似，可以视作同类服饰。

经历了蒙元近百年的统治，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在服饰上不仅留有蒙古印记，也作出了许多独到的尝试，“道袍”就是最突出的一种。与看起来短了一截的“曳撒”不同，“道袍”恢复了长到脚面的形制。

曳撒是一种服饰款式，是蒙元服饰在明代的遗留，它看起来象是上下分裁的连衣裙，上半身交领窄袖，下半身打褶如群，衣长短于中原服饰，可以露出靴子。

相比更早宋代的交领类服饰，“道袍”在衣服两侧设计了“内摆”，即在开衩处增加面料，常常做成如折扇般打褶的方式，这样就保证了穿着活动时的便利性，同时又避免露出裤子。

宋代服饰的领子设计上有前面提到的圆领，也有交领，由于宋代往往十分宽大，交领服饰又分成直接做成交领式样与宽大对襟在穿着时交叠成交领的样式。交领是中原服饰较为常见的领式设计，但是具体款式各朝各代则往往不同。

明代道袍也采用交领式样，而“内摆”的加入，也让“道袍”看起来从腰部往下呈现微微的伞状膨胀，且不露出内衣内裤。

道袍的领口通常缀有白色的护领，在不同颜色衣身衬托下显得十分突出，它是起到保护衣领、方便换洗的作用。

《阅世编》记载：“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道袍，其华而雅重者，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良家清白者，领上以白绫或白绢护之，示与仆隶异……予幼见前辈长垂及履，袖小不过尺许，其后衣渐短而袖渐大，短才过膝，裙拖袍外，袖至三尺，拱手而袖底及靴，揖则堆于靴上，表里皆然。”里面就提到了道袍材质，大袖与护领的设计。

“道袍”在明代中后期的流行程度，穿着阶层上至皇帝、下至士庶，穿着用途外作作外衣、内作衬袍，可谓人手必备、缺之不可。《云间据目抄》中说：“春元必穿大红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浅红道袍。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鬃巾绿伞。”《初刻拍案惊奇》里也有描写：“头戴一顶前一片后一片的竹简巾儿，旁缝一对左一块右一块的蜜蜡金儿，身上穿一件细领大袖青绒道袍儿，脚下着一双低跟浅面红绫僧鞋儿。”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道袍不但普遍流行，而且色彩艳丽，丝毫不逊现在男子的装扮。

如果说“圆领袍”是官服的标志，“道袍”就是书生的标志了，我们从《倩女幽魂》的宁采臣、《新白娘子传奇》的许仙、戏曲《梁祝》的梁山伯与男装祝英台里看到的儒雅俊俏的书生形象，源头其实都是明代“道袍”类的服饰。

满清代明之后，汉族男性的衣冠几乎遭遇了不可逆的断层，仅有少量服饰在戏曲中得以保存。我们在戏台上所见的交领长袍称“褶子”，旧名即“道袍”，延续了曾经在明代的潮流爆款趋势。

“褶子”至今依然是昆曲京剧舞台上用途最广、妆扮形式最多样的袍服，从帝王将相到贫民百姓，甚至妖魔鬼怪皆可穿着。“褶子”相比明代“道袍”省去了“内摆”，直接做成了衣身开衩的式样，还多了绣花装饰，显得十分花哨。而明代男子的“道袍”，除白色外，亦常见鹅黄、梅红、翠绿等服色，就色彩的丰富性来说，也并不比舞台上的“褶子”逊色。

“道袍”的影响力一直扩散到朝鲜半岛。李氏朝鲜的男性贵族最常见的服饰也是“道袍”，至今我们依然可以从韩剧中窥其一二，后者相比戏服，甚至保留了更多“道袍”的款式细节。

由于明代灭亡后，李氏朝鲜的国祚依然延续了数百年，故李朝服饰在明代服饰的基础上，生发出自己的特点，其主要特征依然延续明代。李朝“道袍”有“摆”，只是得到了简化。袖子更方正，前襟更窄小，腰身更高，且有一对又宽又长的系带，而明代系带一般为两对，也无任何装饰作用。

可以说，“道袍”这种经过中国传统审美创造的服饰，代表的是服饰文化里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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