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饰文化发展到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候,无论是从服饰工艺还是服饰礼仪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红楼梦》中服饰描写所渗透的传统文化的因子,不仅表现在大量服饰的直接描写中,更主要的是书中的服饰所折射出封建贵族家庭文化的方方面面。曹雪芹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视角和对中国服饰文化的理解,利用小说作为载体,精妙地描绘了小说人物—特别是那些禀山川灵秀之气的女性人物的服饰,向世人展示中国服饰所具有的东方神韵和审美风范。

明崇祯十七年(1644),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从戎入关”,以军功卓著累迁官职,曹家成为专为宫廷服务的内务府人员,奠定了百年世家的基础。他的曾祖曹玺的妻子当过康熙的保姆,而祖父曹寅小时也作过康熙的伴读。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康熙登基后,曹家得到格外的恩宠。康熙二年(1663),曹玺授江宁织造,此后曹寅及其子曹颙(曹雪芹伯父)、曹(曹雪芹父亲)袭任此职,前后达六十余年。江宁织造还控制着江南的丝织业,从中获取极大的利益。曹雪芹就诞生于江宁织造府,并在此度过了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曹雪芹出身于这样祖辈连任织造的家族,故其极精通服饰的布料、式样、纹样、色彩、出处等等,在这方面具有极深的造诣。这种潜移默化的感应,使曹雪芹在《红楼梦》这部鸿篇巨著中,倾注了大量的服饰与色彩意蕴的美学观念,使非语言信息的符号—服饰与色彩在文学艺术表现中产生内蕴不朽的魅力。

服饰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人人各守自己的本分,不得僭越。在中国古代,服饰被视为政治的一部分,其重要性远远超出服饰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对服饰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表现封建贵族家庭荣、宁两府极尽奢华的生活,服饰对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铺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蕴。随着服饰民俗观念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制度的变化,人类由“衣毛而帽皮”发展到“易之以丝麻”,服饰由单一的色调发展到染帛作五彩,效鸟兽翠翟之文,荣华之色以为服,并形成制度,服饰逐步变成人们“报功章德,尊仁尚贤”的标志。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度在服制上有很严格的规定。“卜其人不得服其服”,“尊尊贵贵,不得相逾。”

服饰印证人物社会地位和等级观念,以浓墨重彩的王熙凤为例。王熙凤的服饰在所有红楼女性人物中,是最精美奇崛、华贵艳丽,把这个角色塑造得犹如百鸟中的一只凤凰:这个人打扮与众姊妹不同,彩绣辉煌,恍如神妃仙子。头上带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罩翡翠撒花洋绉裙。王熙凤服饰的高贵和华丽,体现了她在贾府的地位和管家奶奶的重要角色,刚出场就完成了她位高权重、先声夺人的角色定位。毋庸讳言,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角色决定了王熙凤必然的着装结果,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正如“去认同和主动参与某个社交团体,都会和人类的身体和身体上的装饰品和衣服扯上关系,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重要,越有可能特意去装扮”。

服饰不仅表现穿着者的身份和地位,体现穿着者的闲烦或者富有,还传达出人物性格。《红楼梦》中人物多达400余人,但在刻画人物服饰方面却各具特色,金陵十二钗各有不同的体态,各有各的着装形式,各有各自喜好的颜色,各有各的审美认知和着装环境氛围。作者对服饰细节的描绘,往往不是孤立的纯客观的叙述,而常常伴随着人物心理的刻画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与“少说有一万个心眼”来说的王熙凤,林黛玉的服饰刻画就显得冷静了许多:一般着装都十分的素净,浅灰色背心,月白色绣花小皮袄,配着海棠红色的裙子,不甚鲜艳,梳妆也是非常随常,很少有华丽装饰,是一种清雅素淡的美,周围的氛围是潇湘馆的竹子,衬托了林黛玉的孤傲的性格。同样是美,由于社会地位、环境氛围及个体性格的差异给人的视觉感知截然不同。

几千载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让我们有着“衣冠古国”的赞誉,当服饰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其主要功用就是营造文学的审美意象,同时,在文学的滋养下,服饰文化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流。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追求,极为讲究意象的营造。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在语言不足以表达个体的意识或情感时,就要借助具体存在的形象以表达胸中的意念或情感。

在中国礼仪文化的支配下,服饰意象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价值标准,也成为文学意象。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之源《诗经》和《楚辞》,其中服饰意象俯拾皆是,甚至有人提出《楚辞》是服饰中心说。服饰与社会、伦理、个人情感等联姻而形成意象的手法,历经在诗词等文学形式中的洗炼,到明清章回小说兴盛的时候,已经达到成熟阶段,为服饰意象进入小说叙事提供了丰厚的艺术基础。服饰作为小说的意象,其成熟出现在明清两代,又以《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为代表。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来源于现实生活,一旦进入文学殿堂,就融入了作者的情感选择,小说中的服饰是作者情感的物态化意象。在《红楼梦》中,曹雪芹精于意象的营造,为我们塑造了几十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以薛宝钗为例:“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髻儿,蜜合色绵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绵裙,一色半新不旧,看来不觉奢华。”服饰以暖色为主,蜜合(浅黄白)、银鼠(洁白)、葱黄(浅黄),温暖亲切,与她温柔、随和的性格契合。在一系列的暖色中,又以冷色的玫瑰紫进行调和,使冷、暖色达到平衡状态,与她安分随时、善于平衡人际关系的性格暗合。她的服饰“一色半新不旧”,符合她不争奇斗艳的大家闺秀风范。“薛宝钗是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莲青,即深紫色。作为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这件衣服使她显得比较成熟,与她富贵中不失沉稳和冷峻寡情的性格吻合。曹雪芹以不多的笔墨从体态到装扮上描述了薛宝钗的品貌端庄是为了体现她内心深处的冷静、理智和温文尔雅的个性特征。这种没有过分装扮的清淡、典雅与其内在的“质”形成了统一。

服饰无声,但它道出了一切。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中国古人的服装审美意识,除了深受封建等级制度“礼”的种种限制外,还闪烁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光辉。《红楼梦》中所有服饰描写都体现了“贵贱之别,望而知之”的社会模式。服饰作为一种“分尊卑、别贵贱、辨亲疏”的特殊工具,已然成为一面镜子,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文化制度结构,充当时代等级制度的载体。人物的身份地位在服饰上悄无声息地做了恰切投影,达到了“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势位”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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