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诗，即以“读书”为主题的诗，包括记录读书心得，表现读书生活，借读书以抒情、议论等内容。诗题多以“读”“看”“见”等字开头，后接所读书名或其中篇名，或泛以“读书”为题。读书诗大致起源于东晋，唐代其创作渐成一定规模。

与唐代其他诗人相比，白居易所作读书诗的数量和质量均臻于一流。

首先，白居易创作的读书诗在唐代数量最多。《全唐诗》等书统计，其数量达到了25首，而现存读书诗数量排名第二的贯休仅有11首，其余诸诗人的作品数量都是个位数。虽说数量多不等同于成就高，但一般来说，过少的数量很难令诗作臻于高境。李白、韩愈、柳宗元的读书诗并非不好，然仅寥寥数首，或可谓涉笔成趣，而要说其在该题材上作了多少开拓却很难。

其次，白居易读书诗内涵丰富。以所读之书的种类和数量来看，白居易读书诗兼具史、子、集三部，涉及书籍17种。其中读诗与读史之作最多，分别达到了11首和7首，占据白居易读书诗的大半江山。还有读老庄诗4首，读佛经诗2首。诚可谓“文史并重，佛道兼容”。

最后，白居易读书诗的艺术水平总体较高，其所用创作手法多样，体裁较为全面，创作方式较为多样，在中晚唐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白居易读书诗还具有一定的诗学价值，其中对诗人“穷”与“工”的言说颇近于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堪称该理论在唐代的又一先导，而前人于此论述较少。白居易创作的读书诗我们大致可分五类：

(一)托书讽喻

白居易诗以讽喻见长，其有不少作品因读书而兴讽喻。这些读书诗多为读史之作，盖史书可以“观古鉴今”，适宜借此讽谏。如《读汉书》，诗的前八句起兴，以“禾黍”“桃李”比附“君子”，以“稂莠”“荆棘”比附“小人”，以“草木既区别，荣枯那等夷”引出“小人与君子，用置各有宜”。然后笔锋一转，指出西汉末“忠邪并信之”的局面，并因“优游两不断”致使“盛业日已衰”。同时为萧望之、京房二人的遭遇沉痛不已。最后四句以这段史实为谏，望“为国者”重“人和”之利，“为臣者”要鉴于前事，学会明哲保身。再如《读史五首》其四，连举尹吉甫后妻谮伯奇、郑袖诬楚王新欢、弘恭构陷萧望之和赵高谋害李斯四事，对“巧言构人罪”的行为痛斥不已，认为“人事虽可罔，天道终难欺”，并以“明则有刑辟，幽则有神祇”正告君主和臣子莫为奸邪之事。

(二)借书抒怀

白居易读书诗中有不少借读书以抒怀的作品，这类诗或抒发感伤之情，或表现以超然纾解苦痛的心态，是诗人情志的迹化。前者如《读邓鲂诗》，先高度褒扬邓鲂的诗才———“未及看姓名，疑是陶潜诗”，后对其仕途困顿、英年早逝的遭遇感伤不已，寄寓深切同情。后者如《读史五首》其二，先述司马迁、嵇康因言获罪事，及其“抱冤志气屈，忍耻形神沮”之情，后举巢父、许由、夏黄公等隐士为例，欲从而游之，以“超然离网罟”，表现了归隐山林、超然于世事的心态。再如《读道德经》，此诗作于白居易生命的最后几年，其避世退隐之心更加明显———“世间尽不关吾事，天下无亲于我身。只有一身宜爱护，少教冰炭逼心神。”其中不仅有道家思想的影响，亦有些许儒家明哲保身的意味。

(三)翻案出新

白居易读书诗中还有一些翻案出新的作品，对书中所述内容提出疑问，富于理趣，开宋诗先河。如《读老子》一诗:“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老子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意在强调“道”的不可言说，只有不说方能体“道”，成为“知者”。白居易翻新出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点出了“言者不知”和老子著五千言之间的矛盾，并提出疑问。在极尊老子的唐代，白居易能发出如此声音可谓不易。再如《读庄子》:“庄生齐物同归一，我道同中有不同。遂性逍遥虽一致，鸾凰终校胜蛇虫。”严格说来，此诗不属翻案，但其中议论也颇有新意。其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庄子学说，认同其“逍遥”思想，对“齐物”持有异议。“鸾凰”与“蛇虫”在白居易诗中多具有道德上的含义。其《咏史》云:“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此诗有感于甘露寺事变而作，考其诗意，“鸾凰”当比喻志行高洁的隐士。而“蛇虫”在古代诗歌传统中多隐喻阴险小人。故而，此二者应隐含着白居易的道德评价，在大是大非面前，其对庄子“齐物”思想不能苟同。

(四)檃栝主旨

白居易读书诗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其诗体的读书笔记。一般来说，读书笔记中常有内容主旨的概括和摘录，而其读书诗亦有一定数量檃栝书之内容或主旨的作品。如《读鄂公传》:“高卧深居不见人，功名斗薮似灰尘。唯留一部清商乐，月下风前伴老身。”诗写尉迟恭晚年之事。《旧唐书·尉迟敬德传》云:“敬德末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白居易所读之《鄂公传》虽不是《旧唐书》中所载，但对其事的叙述应相近，由此观之，该诗实为檃栝《鄂公传》而作。再如《读禅经》一诗，檃栝《达摩多罗禅经》之旨，阐述“诸相非相”“无余有余”“禅能摄动”“法性真如”等佛理，通篇以禅语入诗，可视为押韵之佛家教义。虽然艺术成就不高，但其仍属于读书诗的创作方式之一，不应忽视。

(五)泛写情境

白居易读书诗中还有一类泛写读书情境的作品，描述读书的时间、环境、情绪状态，文学意味相对浓厚。如其《开元九诗书卷》一诗，表现了诗人多病时的读书状态，因病而“经年不展”书卷，以至“今日开看生蠹鱼”。再如《舟中读元九诗》:“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闇坐，逆风吹浪打船声。”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其在长安至江州的途中吟成此诗。诗中未对元稹诗进行评价，也未大发议论，而是着眼于描写读诗的过程与环境。诗人羁旅舟中，夜读元诗，所悟所感，以至“灭灯犹暗坐”，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慨叹，挚友的心声萦绕心头，颇不宁静，正似水浪打船之声。语似平易，而情感含蓄蕴藉。元稹有《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诗云:“知君暗泊西江岸，读我闲诗欲到明。今夜通州还不睡，满山风雨杜鹃声。”二诗对读，可谓“一夜愁思两处同”。

在白居易庞大的诗歌总数面前，其读书诗虽是沧海一粟，但其在诗歌史上依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首先，白居易读书诗奠定了宋人读书诗创作的基本方式。白居易是宋人学诗最重要的取法对象之一，宋初学白诗者号为白体，此后，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陆游、杨万里等大家的诗歌中均对白诗有所继承，可见白居易在宋代的影响。且宋时白居易文集版本较多，较易获得，是文人常读之书。以北宋读诗诗为例，读白居易诗集之作也多达五题12首，在131首北宋读诗诗中占比近10%。因此，宋人完全有可能在创作读书诗时借鉴白氏同类作品。如张高评先生就认为白居易读书诗“就写作方法而言，大抵与宋诗出入不大”。考之宋代读书诗，白居易读书诗的创作模式基本均有体现。托书讽喻者，如徐铉《观人读春秋》对五代末宋初儒风浇薄、纲纪不张的现象予以讽刺，认为“乱臣无所惧，何用读春秋”。借书抒怀者，如文天祥《读史》先借韩信与诸葛亮之事抒发英雄薄命的感叹，又以“一朝事千古，何用怨青春”表现对自身选择的坚定。翻案出新者如王令《读孟子》，通过“去梁无故又辞齐，弟子纷纷益不知。天下未平虽我事，己身已枉更何为”一句直接向孟子发难，与白居易《读老子》同趣。檃栝书主旨者多为理学家所作，如陈渊《看论语四首》，对《论语》中的“毋四”“孔颜之乐”等旨加以檃栝与阐述。泛写读书情境者则更多，这在陆游读书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读书诗中最具文学意味的作品多泛写读书之环境、情感和心绪等方面。如《冬夜读书》“寒生点滴三更雨，喜动纵横万卷书”，《灯下读书》“幽窗灯一点，乐处超五欲”等等，不一而足。所不同者，宋人读书诗阅读的范围更加广泛，创作方式更加全面，但其中最基本的方式，白居易读书诗已经具备。

其次，白居易以“读书”作为诗歌表现的主题，并在其中讽喻劝谏，阐述观点，实际上已开宋诗重书本、重知识风气的先河。学界一般认为，唐诗以抒情达意见长，不太强调通过诗歌来表现诗人的学养。宋诗却正相反，“资书以为诗”是其最突出的特色。虽然白居易诗以平易见长，甚至通俗得“老妪可解”，但并不妨碍其诗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重书本、重知识的倾向，这部分地体现在白居易读书诗的创作上。一般说来，“资书以为诗”主要体现于诗歌用典上，白居易读书诗则更进一步，以“读书”为主题，以书中内容或读书这一活动为表现对象。其中主要表现书的内容或主旨的作品几乎可视作“以书为诗”，如其《读禅经》之类，这在白居易读书诗中尚属少数，而在宋诗中则蔚为大国，尤其是理学家所作的读书诗、题咏儒家经典的诗，如陈渊《看论语四首》、张九成《论语绝句》、陈普《孟子绝句》等，可谓“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

综上所述，白居易读书诗的创作模式多样，在唐代读书诗中成就较为突出，又具有一定诗学价值，展现了白居易对于诗人穷达与诗歌创作关系的思考，同时奠定了宋代读书诗创作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开宋诗重知识之风的先河，具有一定的诗歌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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