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幼承庭训,熟读经史。少年家庭教育中,史传不仅是启蒙教材,而且给予他日后的人生以深刻的影响。苏轼仕宦北宋仁、英、神、哲、徽五朝,经历北宋政治由盛而衰的转折,自身仕宦生涯坎坷曲折,命运大起大落,丰富的政治体验以及对历史的熟谙与反思,形成了他独到的人生观与历史观。坎坷的命运、多忧的心灵、敏锐的史识使得他揽读经史、凭吊历代先贤人物遗迹时,每每引发对历史的思考,宣泄其爱恨忠愤情感,这使虽非史家的苏轼不仅具备“察盛观衰”“见微知著”的史家眼光,而且能够以文学的生动笔触抒发其对历史人物的感慨。所以苏轼史论的一大特点是擅长对人物的评论,其史论说古论今,纵横捭阖,左右逢源,雄健豪放,充满激情与哲理。
三国时期的曹操,是一个在历史上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苏轼有《魏武帝论》专论曹操得失。苏轼对曹操的评论是从“智”与“利”两个角度展开的,照例是首先进行哲理铺陈,然后切入人物评论。曹操的身份及其争霸天下的实力,包括所处的历史环境较之秦皇、汉高,可谓更加复杂、险恶。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诸侯林立,要想力挫群英、一统天下谈何容易。但曹操以其超人的智慧对内灭袁绍、擒吕布、亡刘表、挫败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北方,可谓雄才大略,无愧于乱世枭雄。但曹操又有其鲜明的“恶劣”之处,即嗜杀、奸诈、好色,特别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架空汉室,凌驾汉献,有篡汉野心,是屡受后世诟病的“软肋”。
苏轼对曹操有肯定,也有否定,并没有进行一边倒的道德评价。曹操是三国曹魏政权的奠基者,也是著名军事战略家,又是杰出诗人文豪,作为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其五言诗《观沧海》《短歌行》《龟虽寿》《蒿里行》《陌上桑》等皆为经典名篇,这是其有别于其他帝王的显著特点,也让苏轼惺惺相惜,苏轼在其《前赤壁赋》中所刻画的曹孟德“横槊赋诗”的英雄伟岸形象跃然纸上,令人难忘。对曹操的气度,苏轼也是颇为欣赏的,他曾经以官渡之战为例从“气度”角度分析曹操与袁绍二人不同的特点:“魏武帝既胜乌桓,曰,‘吾所以胜者,幸也。前谏我者,万全之计也。’乃赏谏者曰,后勿难言。袁绍既败于官渡,曰,‘诸人闻吾败,必相哀,惟田别驾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杀丰。为明主谋而不忠,不惟无罪,乃有赏。为庸主谋而忠,赏固不可得,而祸随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兴亡者”。作为政治家,必须具备宽阔的胸怀与必要的宽容,曹操虽然奸诈,但气量超人,善于纳谏,此乃其长;袁出身“四世三公”贵胄之家,势力显赫,但刚腹自用,不能容人,此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魏武帝论》的特点之一是将曹操与孙权、刘备的政治长短作了对比分析,对曹操军事生涯几次关键性的战略失误作出了精辟评论。苏轼认为,曹操无疑是智者,东汉末年中央王朝分崩离析,群雄并起,国运何去,采取何种策略以应时变,并非每一个政治集团首领看得很清楚。“世之所谓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斯而已矣”。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当天下大乱、沧海横流之际,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时度势,扬长避短,获取取胜之资至关重要。但曹操尽管雄才大略,也一度统一北方,饮马长江,然而挥师江夏而遭赤壁之败,西征汉中而黯然退兵,最终未能完成一统华夏帝业,终归是一失败者。失败原因何在?苏轼别具慧眼,敏锐指出其短板:“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故夫魏武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此不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之过欤”!《魏武帝论》全篇围绕“天下利害”这一主题展开评论,高屋建瓴,气势雄劲,将一代枭雄曹操的功过与命运放在一个充满得失利害变数的历史环境中评论,因而对曹的评论也就没有落入一般的“抑曹扬刘”的单向思维窠臼,显得立意高远,不同凡响。
从涉及曹操的苏文看,苏轼对曹操史事十分熟悉,在奏稿与随笔中对曹操的典故随手拈来,熙宁七年苏轼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论及河北的区位重要时说:“光武亦自渔阳上谷发突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杀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后四方莫敢敌”,将曹操占领冀州与当年光武帝刘秀收复渔阳、上谷一举扭转颓势的历史相提并论;在《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又提及昔曹操《祭桥公文》中有“车过、腹痛”之典。苏文中这两则涉曹史事的引用态度是中性的,看不出有何褒贬。只有在把曹操与刘备相提并论时,才看得出苏轼的好恶倾向,他在《东坡志林》卷六所载宋代民间讲史中的三国故事更为人们所熟知:“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徳败,频眉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则纪事常常被学者作为三国故事在宋代流传的珍贵史料,实际上也反映了至迟在宋代,宣讲三国人物的评书中尊刘反曹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而苏轼所加的评议,则将曹操归为“小人”之列。由此可以看出,不同语境下苏轼对曹操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对曹操褒多贬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