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都城空间关系的深化,还体现在女性对公共与私密空间的勾连。唐代盛行一时的公私宴饮很大程度上打通了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女性的广泛参与使普通文人得以深入城市空间细部,接触各阶层的女性,聆听其故事。

有唐代,社会风气较为开明。女性尤其是上层女性得以走出封闭的闺帷,走入公共空间,参与社会生活。武则天、太平公主等贵族女性多次主持文人宴集。上官婉儿“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并对群臣之作进行点评。这些都标志着上层女性生活空间的扩大。在宴会中,她们既是被欣赏的对象,也是参与者甚至组织者。既是诗歌的表现对象,也是诗歌的创作者。长孙皇后《春游曲》、杨玉环《赠张云容舞》等作,都以女性身份参与宴饮,将宴饮中的其他女性写入诗歌。这在之前的文学创作中是罕见的。

唐代的女子不再是汉代大赋中长安画卷的一抹香艳点缀,也不是六朝宫体诗歌中供人赏玩的器物,而是有了自己的情感。而这情感还如此真诚炽烈,“何辞死”“不羡仙”表达了决绝的态度。她们锦衣玉食,被蓄养于高门大户,却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生活,而是向往真正的爱情,愿作双飞燕子、比目鸳鸯,而不是锦绣中的孤鸾。

这种愿望打破了狭窄空间局限,使女性走入公共空间的过程,也是重新走入诗人视野的过程。长安、洛阳地区宴饮集会的风气为普通士人与亲族、青楼之外的女性提供了更多接触机会。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曰:“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不止贞元之后,终有唐之世,两京地区宴饮成风。曲水楔亭,重阳射圃,五日彩线,七夕粉筵等节日无不广邀宾朋、大摆宴席。送别、升迁、生辰、婚嫁,无不是士人集会的理由。这些集会中大多有女性的身影。《旧唐书·穆宗本纪》载:“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不至于乱。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资治通鉴》记饮宴情形曰:“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酣昼夜,优杂子女,不愧左右。”可见随着经济繁荣,交通便利,来自四方的平民女性也出现在酒肆、狭斜、集市等公共空间。她们中不少人具备了一定的才艺:“唐代自后宫妃嫔,到高门贵妇、闺阁千金、书香仕女、小家碧玉,延及尼姑女冠、娼优姬妾,甚至青衣婢女,多有读书识字、能诗善文者,女子习文赋诗蔚然成为一代风气。”这些多才多艺的女子从燕赵吴楚等地聚集到繁华都市中,尽情展现她们的文学、艺术、舞蹈才能。她们是都市繁华的象征,也是都市活泼的灵魂,为唐代诗人提供了新的灵感。

公私空间外,女性行迹还成为勾连世俗与宗教空间的纽带。唐代贵族女性入道之风盛行。玉真公主开风气后,玄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几乎每代都有公主为女冠。巅峰时期,甚至一朝有四位公主出家。上行下效,其他贵族女性也因各种原因走入道观佛寺。在全新的空间中,女性的生活相对自由,与男性交往时所受道德约束较少。这种社会风气吸引文人或艳羡或批判的眼光。李商隐《重过圣女祠》《碧城》《无题》中飘忽不定的神女形象、欲说不能的迷离情感,都可以从女冠身上找到影子。韩愈《华山女》则通过对华山女道士讲经的描写批判了长安城荒淫奢华的世风。女道士为了吸引信徒,精心装扮自己,再紧闭道观之门,做出真诀不为外人道的样子,却暗中透露消息,“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引得听众如山,热闹非凡:“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讲经颇为精彩,善男信女当场供奉财物:“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最终引起帝王注意,将华山女迎入宫廷。那些被华山女吸引的豪家少年不知已人去楼空,依然“来绕百匝脚不停”。结尾处“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等语含讽刺,暗示了华山女道士与长安浪荡少年们的暧昧关系。诗中女道士、登徒子、村妇愚夫皆各具面目,细致生动;讲经场面热闹盛大,宛在目前。通过展示华山女道士的生活,模糊了世俗与宗教、私密与公开空间的界限,展示出描摹都城世情的风俗画卷。

安史之乱后,梨园弟子、宫女甚至嫔妃流落民间之事屡见不鲜。她们独特的人生经历也被写入诗歌。陈陶《西川座上听金五云唱歌》,言诗人于蜀王宴会上听到一位歌伶声遏行云的精彩演唱。唱罢谢客时,歌伶似有所感,泪落如雨,并自陈身世:“自言本是宫中嫔,武皇改号承恩新。中丞御史不足比,水殿一声愁杀人。武皇铸鼎登真箓,嫔御蒙恩免幽辱。茂陵弓剑不得亲,嫁与卑官到西蜀。卑官到官年未周,堂衡禄罢东西游。蜀江水急驻不得,复此萍蓬二十秋。”从长安宫廷到西蜀宴会,从受宠妃嫔到飘萍无定的歌姬,女性所处空间的改变与其命运的改变同步,也与二十年间天翻地覆、盛极而衰的国运一致。在此,女性行踪成为勾连各空间的纽带,也成为沧桑巨变的典型写照。通过对她们生活的窥探与想象,诗人的猎奇之心得到了满足,荣华难久之叹得到抒发。

此外,唐人描写女性时的自由度是后世不能比拟乃至无法理解的。比如,白居易《长恨歌》被后人论为“皆秽亵之语”,“回眸一笑百媚生”等句,“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词,岂贵妃风度耶?白居易直千古恶诗之祖”。

朱熹所谓“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虽为宋人偏见,但也说明唐代女性观的不同。白居易写前朝旧事,李白《清平调》乃“欣承诏旨”“援笔赋之”,写贵妃之美则言“长得君王带笑看”“可怜飞燕倚新妆”,按宋人标准亦难免轻薄之讥。这种不理解是唐宋社会风气、法律制度等现实差异的反映。较为开化的社会风气及妇女观念使诗人对女性的观察及书写都更为自由。既能超出六朝乐府“声色”局限,也不受后世礼教束缚,多层次、多角度触及女性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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