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于杜甫分诗以史法变古褒贬参半,那么应如何理解和评价杜诗史法变古的文学史意义?其文化成因与美学价值何在?
杜甫传承远祖杜预《左氏》家学,从而取法经史、自铸伟辞的问题。关于这点,前人从杜甫对先祖的推重之迹及杜诗用《左传》事典等方面作过不少论述。
开元二十九年杜甫曾作文祭祖,辞曰“《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所谓“《春秋》主解”指的便是杜预《左氏》学,文中显然流露继祖之意。
众所周知,唐初的《五经正义》堪称贞观文馆政治的产物,当中的《春秋正义》便取《左传》杜注,其原因在于:“晋世杜元凯又为《左氏集解》,传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勿合,其可离乎?今校先儒优劣,杜为甲矣,故晋宋传授,以至于今。”唐明经科有“九经取士”之制,《左传》一直被设立为“大经”。贞观二十一年,太宗更是下诏以“左邱明、卜子夏……杜元凯、范甯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而配享孔庙,丘明、杜预在唐代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唐世重史,《左传》受到重视与史传、实录之学发达,修史之风大盛有关。杜甫恰处在《春秋》学复兴的时代,在当时《左传》成为了有识之士重新规范史书修撰体例的经典依据。修史必重“凡例”,《左氏》也缘此而成为史官理当揣摩研习的对象。
杜甫《偶题》云“法自儒家有”,前人即留意到,杜诗中明于法度、谨于布置的风格分明能见出《春秋》义法与《左氏》凡例的影响。
中国诗史发展至杜诗,“吟咏性情”的诗学律典开始被杜诗“善陈时事”的史法所冲击,史法入诗不但意味着诗歌创作从抒情转向叙事,还带来了美感特质方面的变化。杜诗的美学特色正源于将《左氏》的褒贬法度融于“比兴体制”,从而形成了一种刚柔兼济的美感,杜诗刚性的诗学气质之下其实潜蕴着合乎比兴诗学的柔软本质。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终篇皆是。其他波及者,五言如:“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妲。”……七言如:“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天子不在咸阳宫,得不哀痛尘再蒙。”……如此之类,不能悉书。
据此,直叙时事之风在杜诗中可谓展现得淋漓尽致。总体而言,杜诗抒情叙事皆常出之以直陈,这不但显出沉着痛快的感染力,更以其修辞之诚带给读者极大的心灵震撼。动人如“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狼狈如“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残酷如“是时妃嫔戮,连为粪土丛”,悲悯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诗句极富画面感,穷形尽相宛在目前。
这种出乎赤诚的直书风格,贵在不动声色而令是非自见,读者虽惟见叙事之笔,却仍可以透达作者的褒贬判断或对于事件的潜在态度;而这种具文见意的书法便时常体现于杜诗以“赋”法直陈之处。
杜诗虽以“直”以“尽”而见其诚,却仍然给人以近乎“风人之义”的温厚感受,这实际上又与其深通“微”“婉”之例有关。
唐人咏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称者,刘禹锡曰:“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辉。”白居易曰:“六军不发争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此乃歌咏禄山能使官军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诛杨妃也。噫!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抑己失臣下事君之礼矣。老杜则不然,其《北征诗》曰:“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妲。”乃见明皇鉴夏商之败,畏天悔过,赐妃子死,官军何预焉?对比刘禹锡的“实录”,杜甫此句反而并非“尽而不汙”,而是“婉而成章”了。赐死贵妃不因“官军逼迫”而因“天子醒悟”,杜甫如此回护玄宗曾引来葛立方的不满,他在《韵语阳秋》中认为老杜此句“意谓明皇英断,自诛妃子,与夏、商之诛褒、妲不同”,虽“出于爱君,而曲文其过,非至公之论也”。然既“屈曲其辞”,又并不违背事实,终能“以示大顺”。可以说老杜“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之类的诗句,正是婉而成章的典型。
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既是古诗风调的革新者,实则也是风雅精神、比兴诗学最深刻的继承者。他不但以“善陈时事”的“诗史”格局冲击着传统,更以其对于《左传》义例褒贬、书法曲直的独到领会,开创出体气刚健而中心仁柔、直书见意却温厚微婉的美感特质,遂令“风人之诗”演为“《春秋》之诗”。追问这种诗歌美学典范的成因,或当溯源于他深受盛唐学术氛围陶染、传习《左氏》家学而来的经史修养,以及其在诗歌中寄托传经素业的文儒祁向。
正是这些因素使其在仕途落拓时不安于“穷贱易安,幽居靡闷”的吟咏自适之境,而是以经史入诗、以《春秋》为法,用诗歌创作来安顿内心深处的高远意志和恢弘器局,从而开辟出中国诗史的崭新境界。是以,杜甫之为诗圣,杜诗之为“《春秋》之诗”,或可从而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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