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是大一统王朝,社会整体上比较稳定。但是从汉初的无为而治到后期的中央集权,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日趋激烈。为了加强中央的统治权力,解决功臣、外戚、同宗的争权问题,汉朝发生了诸吕之战、七国之乱、酎金夺爵、王莽篡权、戚宦之争、党锢之祸等历史事件。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人们的生命时刻受到威胁。对死亡的恐惧激发了人们对时间流逝和生命短暂的感叹。

汉武帝是一代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但他却痴迷于寻求长生不老之法。汉武帝坐拥一切,却也比平常百姓更怕失去一切。他明白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和人生的变化,生前的荣华富贵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死亡来临的那一刻将化为乌有。所以他迷信方士,企图长生。他在《秋风辞》中写道:“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此时的汉武帝已经45岁,在欣赏了秋天美景后,感到自己人生的秋天已经到来,心中不禁涌现悲凉的情感。

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在《古诗十九首》中也有明显的表现。文人有自己的思想抱负,但有时却难以实现,他们便以写诗的手法来抒发对生命易逝的感伤,如“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有何常,但恐年岁暮”。“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稀”。这种对人生无常、时间短暂的感慨随处可见。

时间流逝体现于万物的兴衰和四时的变化。面对自然景物的衰败和社会发生的动荡,汉代文人更觉得人生无常,无法实现自己的追求和理想。西汉人息夫躬因被汉哀帝男宠谗毁,被捕下狱。他怕被诬陷,事先留下了《绝命辞》。诗中写道:“发衷忘身自绕罔兮……冤际绝兮谁语?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息夫躬在诗前几句中将自己比喻成凤鸾,满天的飞箭与疾风对自己造成极大的伤害,自己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东汉末年的动乱使昔日繁华的都城哀鸿遍野。蔡文姬《悲愤诗》的后一部分较详细地描绘了广大农民在社会动乱下遭受苦难的情景:“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联想到自己的际遇,蔡文姬对于生死离别和生命的渺小感受深刻,发出“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的感慨。

 

生命意识是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体现。汉代诗歌生命意识的显现不仅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诗经》中就有体现生命意识的诗。《曹风·蜉蝣》云:“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之,于我归处。”借蜉蝣来表达自己对死亡的困惑和人生短暂的慨叹。先秦时期,人们对于死的问题避而不谈,更加重视生的意义。庄子认为,生死之间存在着绝对的“齐”,主张齐生死,对于生死处之泰然。这与儒家学说是相通的,即更加重视生的意义而不理会死。但汉代的思想和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于死亡有了深切的关注。

(一)死亡现象和坟墓意象

汉代,儒家与道家的学说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思想需要,传统的神与人的联系、谶纬经学的盛行使人们直面生死问题。汉代人不再用礼教和大无畏的思想麻痹自己,而是用悲歌和挽歌直书死亡。关于坟墓的意象也在汉代诗歌中多次出现。汉乐府《战城南》云:“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声激激,蒲苇冥冥,泉骑战斗死,驽马裴徊鸣。”战争不仅让人失去生命,连壮士死后的尸体也被乌鸦啄食,这种场景让人觉得恐怖和畏惧。

在古代,杨树经常被种在坟墓上。汉代诗歌中出现的白杨树也常常和死亡、坟墓有关。《古诗十九首》中的《去者日以疏》写道:“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这里的白杨是和坟墓一起出现的。而“白杨多悲风,萧肃愁杀人”把悲凉和肃杀的氛围营造得无以复加。

(二)及时行乐的呼唤

汉代经学兴盛,从汉初黄老思想到独尊儒术,到谶纬经学,它们一度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汉代的儒学思想带有强烈的神学色彩,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文人们之前的信仰发生动摇,儒家思想对人心和精神的规范能力开始下降,谶纬经学开始成为主流。国家衰亡和个人境遇受困,激发了诗人的创作。部分文人感慨人生苦短,开始追求及时行乐。及时行乐思想并不是汉代诗歌的首创,但是在汉代诗歌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怨诗行》写道:“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时间是永恒的,可是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尽管现在和朋友在一起很快乐,但是死亡随时随地都可能到来,不如及时行乐。《古诗十九首》中《青青陵上柏》写道:“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这是有感于人生忽如远行客,即使生活贫贱也要及时行乐。此时并没有外部环境和礼乐文化的限制,因为现实环境的改变已经使汉代人觉得人生短暂,及时行乐方为上策。《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云:“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因感到人生无常和生命短暂而追求及时行乐,已成为汉代诗歌的主题之一。

 (三)追求长生不老

从先秦时期社会上就流行成仙术和长生不老之药,到了汉代,求仙问药更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西汉的官方意识形态为今文经学,东汉时期,谶纬曾一度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这两种官方意识形态使儒学理论与方技术数相结合,培养出大批的方士化儒生”。汉代的求仙风气在方士的推动下一浪高过一浪,君王梦想长生不老,方士们诱导君王求仙,大批的方士化儒生出现在汉代社会。

汉武帝是相信方术的代表。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是带有神学色彩的。这种追求神学和长生不老的思潮,对诗歌创作也产生了影响。萧涤非先生将乐府诗析为幻想、说理、抒情、叙事四类,其中幻想类“盖指诸言游仙之作”。汉乐府诗《董逃行·吾欲上谒从高山》描写了求仙和求药的过程。然而方士求仙、求药不是为了自己的长生,而是为君王。诗中写道:“服尔神药,莫不欢喜,陛下长生老寿,四面肃肃稽首,天神拥护左右,陛下长与天相保守。”方士们寻求仙药并献给君主的理想在诗中变成了现实,这既体现了当时的求仙风气,也反映了当时人把求仙求药当成求官求财的一个手段。

类似的求仙和追求长生的诗在汉乐府中也比较多,如《长歌行·仙人骑白鹿》《瑟调曲·陇西行》《吟叹曲·王子乔》等。《长歌行·仙人骑白鹿》描写了主人公向仙人求药献给“主人”的过程。诗中的仙人骑着白鹿,住在华山,拥有可以成仙的仙草。诗中写道:“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还黑,延年寿命长。”这种对长寿的追求是汉代人强烈生命意识的反映。有的诗中还附上祝寿之辞,如《远如期》中的“增寿万年亦诚哉”,《霍将军歌》中的“与天相保无疆守,亲亲百年各延长兮”,表达了汉代人希望长寿的强烈愿望。

相比之下,《古诗十九首》中反映追求长生的诗很少,只有《驱车上东门》和《生年不满百》有之,而且这两首诗都是反映诗人在追求长生过程中感到失望的诗歌。《驱车上东门》中写道:“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执与素。”诗人对求仙和长生药不再抱有希望,认为不如选择美酒来行乐。在《生年不满百》中,诗人感叹生命短暂———还不到百年,却常常记挂着千年的忧愁,最后说“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诗人对于求仙不再抱有希望,甚至还觉得求仙不过是虚幻。在汉乐府的求仙诗中,诗人怀抱希望和幻想,对求仙和长生有一种执着,但在《古诗十九首》中,诗人对求仙和长生感到失望,不再抱有幻想,而是回到了真实的现实世界。既然求仙长生不过是虚妄,还不如及时享乐。在东汉时期,文人对生命存在的问题展开了更深刻的思考,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虚幻的世界,这从《古诗十九首》得到了体现。

从汉代诗歌生命意识的体现来看,感叹时间和生命的流逝是普遍的存在。不同于先秦对于生死问题的态度,汉代诗歌直面生死问题。生命意识在汉代诗歌中得以集中体现:对时间流逝、万物变化的感叹,对死亡的哀叹与及时行乐的呼唤,对求仙和长生不老的追求。汉代诗歌生命意识的浓烈,与汉代的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其中文化思想的转变使得人们对时间和生命问题有了更加直接、强烈的体验和感知,因而促成了汉代人以诗歌直抒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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