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离骚》，人们会不约而同想到“香草美人”，足以说明这一特殊意象群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一名词并非来自于《离骚》原文，而是诞生于《离骚序》：“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自此专有名词“香草美人”正式问世。

“香草美人”是源于先秦时期的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意象。自屈原起，后世许多文人都对“香草美人”进行了继承。它常用来指代高洁的品质或是美好的政治理想，这一特殊意象群在明清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用香花草木作喻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诗经》，文中用娇俏的桃花比喻勤劳善良的女子，这是“香草美人”意象的雏形：“桃之夭夭„„宜其室家。”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曾多次出现多种香花草木意象，也描绘过不少“美人”形象，或是以香草喻美人，或是以香草喻爱情，总之都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战国中后期，北方地区逐渐由宗教文化转变成理性文化，但楚国在兼并理性文化同时，依然流行原始巫文化。王国维有言：“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

在巫文化中，祭祀仪式深入人心，信巫鬼，重淫祀，是屈原创作《楚辞》的文化背景。

《离骚》是《楚辞》的重要篇目，因此“香草美人”这一意象群可能是屈原取材于生活的结果。楚地临近水源，草木茂盛，花开遍地。祭祀者在活动前需要洁身沐浴，用香花装扮自己，祭祀过程中以香花草木作为供奉，以示尊敬。因此屈原将“香草美人”作为一切美好光明的象征引入到自己创作中的行为不足为奇，其自身的流放经历更坚定了他对光明美好的追求。屈原笔下的“香草美人”意象既源于《诗经》，又高于《诗经》。品鉴时，二者虽有相似性，但屈原赋予“香草美人”的含义远远不止《诗经》表达的儿女情长、爱恨情仇那么浅显，屈原将其升华到家国高度，寄托他对美好政治的向往。因此在历史长河中，这一意象群不仅未被淹没，反而更加熠熠生辉，对后世文学创作和品鉴产生深远影响。

古代文人将香花香草随身佩戴，所到之处留有余香，这与如今人们出席重要场合喷洒香水一样，都是高雅得体的行为。表面看来，《离骚》中“香草”意象是作者对楚国现实生活中人们佩戴香花香草的如实描写，实际上传统文化中的“香草”具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兰芳秋而弥烈，君子佩之，所以像德。”(《〈离骚〉纂义》)屈原制芰荷为身上衣，集芙蓉为己裳，腰上配有秋兰，清新雅致，高洁傲岸的形象跃然纸上。由此可见，《离骚》中的众多“香草”都暗喻屈原自身对美好品德的坚守和追求。屈原曾有一腔报国热情，却因奸佞小人向楚怀王进谗言被流放，即便这样屈原也不愿改变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借“香草”寄托自己的高尚品德。上官大夫与郑袖等小人狼狈为奸，屡次向楚怀王进谗言导致屈原被疏远、流放。屈原本想招贤纳士，寻求品德高尚的有志之士，与之一起肃清楚国不良风气，修明法度。却没想到他们没能坚守本心，在利益的诱惑下与奸佞同流合污，反而站在了屈原的对立面。“兰芷变而不芳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曾经的香草如今却变成了没有价值的枯草，表现出诗人对世人趋炎附势的无奈和惆怅。“直欲使香泽遍薰天下，与天下之人共处于芝兰之室也。”（《离骚经讲录》）屈原所求不只是洁身自好，更是渴望遇见志同道合的高尚之士，齐心协力创造充满香气的美好社会。此处直接反映出屈原的政治抱负，至此，屈原的形象由学子文人一下子转变成心怀天下的大丈夫。

《离骚》中的“美人”意象具有以一对多的比喻意义，其一是指代屈原自己，其二是暗喻君王。与《离骚》中的“香草”相比较，“美人”意象更具有屈原的个人色彩。朱颜辞镜，韶光易逝大概是最让人唏嘘遗憾的事情之一，屈原感慨于时光匆匆，自伤于大志未成。回想当初自己也曾备受楚怀王信任，如今却饱受猜忌，无依无靠。恐美人迟暮，恐英雄陌路，表明屈原内心的悲哀和无奈。“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因才华卓著遭小人记恨，屈原将奸佞小人比作因嫉妒而诽谤美人的丑女，委婉又有力地表达了屈原对小人行径的嘲讽与愤懑。《离骚》中的“美人”意象除了喻己之外，也暗喻君王。“„„聊浮游而求女„„哀高丘之无女。”闲暇时漫步寻求美女，久寻无果，回首泪下，叹惋该处并无神女。“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皆求贤君之意也。”《离骚》行文流丽，色彩浪漫，屈原创造性地以神女指代君王，以“求女”时的急迫心情，暗示自己对明君的热切期盼。这是屈原“美政”思想的直接体现，以男女之情的暗喻君臣之义，笔触细腻，发人深思。屈原将“香草美人”作为美德、美政的象征，多次将其引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执己笔写己心，表明屈原对原则的坚守与坚持，体现了他的高尚品格与情操。

屈原引“香草美人”入《离骚》，国破无可安身处，只得溺于汨罗江。生亦何欢，死亦何惧，中国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上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