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讲“日记体诗”,通常是指在诗题、诗序、自注中标示日期的诗歌。

追溯“日记体诗”发展,其肇始于魏晋,如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谢灵运《三月三日侍宴西池》等,而真正推动该类诗歌创作的诗人当属杜甫,他对于白居易、元稹乃至宋代“日记体诗”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有学者将杜甫称为“中国最早的日记体诗人”。

在宋代苏轼这样的“日记体诗”是最多,据统计,不少于121题168首。苏轼“日记体诗”可分为三类:其一,诗题标记时间,这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方式;其二,在诗序中标明时间,记录创作背景;其三,在自注中记载时间。北宋嘉祐六年(1061),苏轼赴凤翔府(今属陕西)签判任时,创作了第一首“日记体诗”,即《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此后,苏轼开始以诗歌记录官场行纪、日常生活,凤翔任上创作的“日记体诗”。

那么,宋人为什么偏爱“日记体诗”呢?

首先,在宋人眼中,时间是“诗史”的一大要素。“日记体诗”创作上体现为如实记录秉笔直书或事件发生的时间。诗歌中的多数时间皆为实指,而非虚指,如《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诗题与正文的“土牛明日莫辞春”中的“明日”,确指“立春”这一天,它是自然时间,而非人的心理时间。“日记体诗”的录日期方式大致分四种:第一种是“年—月—日”型。标注完整日期,有以当时年号记录的,如《赠杜介》:“元丰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几先自浙东还,与余相遇于金山,话天台之异,以。诗赠之”。也有以甲子书年,一般与传统节日或农历表达结合,如《丙子重九二首》《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二首》;第二种为“月—日”型。未记录具体年号,只写月份与日子,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发而寝》。其中一些诗歌完全以月和日为题,以排律体裁或组诗形式,记叙当日所见所想,诗歌没有刻意要表达的思想,只是描写作者默察自然之所见;第三种只记日。较多出现在组诗中,可结合诗歌内容与其他“日记体诗”推测未写明的年和月。如《九日黄楼作》、《九日邀仲屯田,为大水所隔,以诗见寄,次其韵》等;第四种为“节令”型。直接以节日或节气为题,如《除夜病中赠段屯田》、《中秋见月和子由》、《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等等,不一而足。

“日记体诗”记录时间,虽非“微言大义”,但往往含有深刻用意。一些时间对于苏轼而言,亦具有独特性。如《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的“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是苏轼走马上任与弟弟分别之日,《十月二日初到惠州》的“十月二日”是他初到惠州的日子。有的时间也成为诗歌正文叙事、抒情的线索,此类尤以“节令”型为代表。如苏轼《寒食雨二首》,乌鸦衔纸,提醒“寒食”,勾起诗人“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报效君王之情,寒食节忠君忧国的传统情感为全文铺垫基调,深沉而悲痛。

“逐年同日”型的诗歌,比较侧重前后生活、情感的对比,于流动的时间中透视生命的变化。苏轼于元丰四年(1081)、五年(1082)、六年(1083)的正月二十日,分别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三诗。第一首诗提到“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去年”苏轼被贬黄州,于途中作七言绝句《梅花二首》,那开于幽谷草棘,傲立于狂风暴雪中的“梅花”成为诗人坚贞不屈的品格象征。此后连续三年的“正月二十日”,苏轼总会想起此番场景,梅花成为勾连记忆的意象,他与旧友“走马还寻去岁村”“已约年年为此会”“长于东风约今日”,面对往事,他不得不发出“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的人生如梦的象喻式感叹。时间的纪实性记录使得后人能清晰地捕捉到诗人的心态史。

宋代“诗史”观不仅指诗歌记载的社会历史,而且指诗人经历与情感的“私史”。宋代史学的一个新特征即以个体的“私史”记录公共历史,于是盛行笔记小说与日记的写作,“日记体诗”也能成为历史的载体,这是以诗存史,以“一人之诗”呈现“一代之史”。

宋人多将“诗史”与史笔联系。黄庭坚《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曰:“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指出诗存“史笔”。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提出“直笔不恕”:“至叙陈涛、潼关之败,直笔不恕,所以为诗史也”。苏轼该诗也做到实录时事,秉笔直书,而其执笔哭泣背后折射出士大夫对此次改革的不同声音,他反对王安石激进的富国强兵新法,主张稳重推进的富民政策。因而,南宋魏了翁《程氏东坡诗谱序》认为苏诗展示了时代的状况,确实能以史笔呈现“一代之史”。

因此,宋代文人知识结构较为全面,有着强烈的史学意识,能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诗歌,重新阐发“诗史”内涵,并将“史”的意识带入诗歌创作中,诞生了一批如实记录时间、事件的“日记体诗”,呈现了“一代之史”的社会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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