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虽土生土长在苏州,但他的性格与行为方式不同于一般的苏州人,曾自言人以为狂。后来参加了复社,复社组织表面打着兴复古学旗号,实则为晚明东林党进行社会改良的舆论阵地,明朝灭亡后又和归庄一同加入反清性质的惊隐诗社峻节冠吾济,危言惊世俗虽是顾炎武晚年哀悼亡友归庄之诗,言归庄之怪与狂,然而两人弱冠始同游,文章相砥砺,这又何尝不是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回望与总结。

顾炎武早年的诗文被自己亲手销毁,留于后世的是31岁之后的诗文著述。明亡之前顾炎武的文章风格已不得而知,但从归奇顾怪之说中已可窥端倪。


及至遭遇明朝灭亡,顾炎武感于国仇家恨毅然走上军事抗清的道路。辗转十几年复国无望后则弃家北游,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包括山东、河北、京师、山西、陕西等地。考察山水关塞,结交各路士人,至死未回故乡。南人北游,顾炎武仍未改其脾气。

康熙七年(1668),时在京师寓居的顾炎武听闻山东有黄培诗案文字案件牵连,即刻赶赴济南,被投入狱。此时身在江南的归庄来信劝勉顾炎武:

忽闻吾友事,亦如涉大川。

迢迢三千里,惟闻道路言。

事起两相仇,客子亦得全。

但忧吾友性,迂怪终不悛。

远祸在人为,岂容独恃天?

此世宜敛迹,知我唯龙泉。

归庄恐顾炎武仍迂怪不改,担心其难脱此次文字狱,故而写信交待。其中的远祸在人为即劝顾炎武放弃年少时的执拗,为人为事要圆融,这并非多余的担忧,亦不是空穴来风之词。究其原因,这是顾炎武第二次入狱,早在前几年,诗人尚在故乡时的第一次入狱已显示其的个性。

顾炎武在明朝灭亡后或明或暗参加了一系列的抗清活动,因顾氏家族在苏州昆山是望族,嗣祖顾绍芾去世之后家产面临着分配问题。因觊觎家产,顾家家奴陆恩投奔乡豪叶氏告发顾炎武通海,即秘密联络郑成功及明宗室福王的海上抗清武装。生死攸关之际顾炎武选择溺死家奴,因而被投入淞江府狱。通海在清初是死罪,挚友归庄情急之下联系已屈节降清的钱谦益,钱让顾炎武拜门下作其门生。归庄深知顾炎武固执的怪脾气,于是私自模仿顾的笔迹拜钱谦益为师。顾炎武出狱得知此事索要拜师帖不得,转而列揭于通衢以自白,于大街小巷张贴告示澄清师生之事,弄得钱谦益尴尬不已,此可见顾炎武为人之

济南狱情势并没有像第一次入狱时的急迫,原因很多,主要还是得力于顾炎武已经在清朝为官的外甥徐氏兄弟和关中好友李因笃的奔走搭救。顾炎武在此案中据理力争,较之北游前似乎已显通达许多。

但顾炎武此次的是狱中及出狱后的行为。此次入济南狱时逢319日故明思宗(即崇祯皇帝)忌日,诗人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依然,夙兴正衣冠,稽首向园墀。诗人岸狱中,不忘恭敬辞。,冒死致祭,可谓造次颠沛不忘故国故君。但同时,顾炎武在狱中致信亲友设法营救,信中不止一次称康熙圣明,称清朝的官员为大君子”“大人君子。这似乎已经超出了灵活的范围,令人费解。

另外,本案涉及的主要人物黄培,是顾炎武初游山东即墨时所交之友,黄家是即墨文学家族,又多与遗民志士交往,因而黄培的诗文创作就带有相当浓重的政治色彩。济南狱涉及的黄培诗案即由所著《含章馆诗集》而起,堪称清初北方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案件。经历了这次案件,顾炎武对山东(古称齐地)及山东人情风俗的印象一落千丈。对比北游之初对山东的好感:“乃余顷至东莱,主赵氏、任氏,入其门,而堂轩几榻无改于其旧;与之言,而出于经术节义者,无变其初心;同其恒产,而亦皆支撑以不至于颓落。余于是欣然有见故人之乐,……”(《莱州任氏族谱序》)。齐地古风犹存,无论是学术活动还是遗民交流,诗人都觉得大有可为。仅仅几年之隔,顾炎武在《为黄氏作》中竟这样评价:“齐虏重钱刀,恩情薄兄弟。对山东人情浇薄予以痛斥。对比前后顾炎武的所交友朋,甚至有些降清之人,大多数是贯穿一生的情谊;而此案中的黄培入狱前后均是一个坚守自己民族气节的人,诗人不该因个人的恩怨而对昔日朋友及山东地域有这样的刻薄之词,此又一

顾炎武从45岁离开昆山开始北游,无论从行为方式、交友、进退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交友方面,包括遗民志士、笃学大儒甚至降清的文人和官员,身份复杂,立场各异,但顾炎武均能把握好分寸与之交往。对比几年前的交友范围,仅限于遗民、复社中人的单一性,此时顾炎武的交友之道不可谓不

更奇怪的是,诗人晚年又对所交友朋以及相互之间的酬唱诗文删汰遴选,致使后人在其交游研究方面入坠雾里。以顾炎武与曹溶的交往为例,两人最初交往应在康熙元年(1662)。顾炎武游历至山西,时值曹溶在山西任职,官署大同。此后数年二人均保持着密切联系,诗文酬答时见于曹溶诗集之中。顾炎武更是于康熙五年(1666)在曹溶的介绍下结识了终身挚友李因笃和傅山。曹溶的诗集书信集中保留了他和顾炎武大量的唱和之作,但翻阅顾炎武诗文集,却不见与曹溶交往的任何蛛丝马迹,对他与曹溶交游一事不置一词,此事耐人寻味。


顾炎武不只为人,作诗也。他的诗歌整体特征是质实,风霜之气,松柏之姿,这在学界已成定识。但其诗集中确有一些不同于他一贯主张及作诗风格的怪诗

顾炎武提倡作诗要反映社会现实,对于诗文的社会价值,他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口号: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他对文学的理解与其他一切学问一样,目标首先是明道救世。凡是与此宗旨无关的文章一概不为。但诗人作于参加军事抗清辗转时期的《孝陵图》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何代无厄菑,神圣莫能度

幸兹寝图存,皇天永呵护。

奄人宿其中,无乃致亵污。

陵卫多官军,残毁法不捕。

伐木复撤亭,上触天地怒。

雷震樵夫死,梁压陵贼仆。

乃信高庙灵,却立生畏怖。

若夫本卫官,衣食久遗蠹。

这里提到皇天永呵护专指神灵呵禁守护,陵卫多官军,残毁法不捕以及后面的诗句,如伐木、撤亭、雷震、梁压等均出自守陵人之口,详述了清军因破坏损毁明孝陵而导致的一系列惨烈的报应。

直到晚年,顾炎武仍有这样的怪诗,以其中《陵下人言,上年冬祭时,有声自宝城出至祾恩殿,食顷至,人皆异之》一诗为例:

昌平木落高山出,仰视神宫何崒嵂。

昭陵石马向天嘶,谁同李令心如日。

有声隆隆来隧中,骏奔执爵皆改容。

苌宏自信先君力,独拜秋原御路东。

此诗中的怪事又出自守陵人之口。明成祖长陵地下墓道中发出像雷一般的轰鸣声,所见之人莫不改容变色。该诗最后两句用晋文公出殡,灵柩内有声如牛的典故,欲借此典为明长陵之雷鸣声作历史依据,希望借助先君之神力复兴国祚。

两诗中所述之事均出自守陵人之口,其真实程度已不可考,夫怪力乱神,夫子不语,诗人何故信而拜之?对于凡事讲究考证的顾炎武,为何如此草率地将此神异之事托出,此为怪诗。

顾炎武深恶战争给国家及百姓带来的巨大损失和伤害,有着和杜甫一样的穷年忧黎元的悲悯情怀。但他的诗中有一些嗜乱如旨”“待乱”“待变的怪诗。

作于北游初期的《羌胡引》一诗,其中有今年祖龙死,乃至明年亡。佛狸死卯年,却待辰年戕。此句用秦始皇、佛狸均被提前准确推测出死亡日期的典故,来影射清世祖福临死讯,期待清朝群龙无首,朝野动乱。刳腹绝肠,折颈摺颐,以泽量尸。幸而得囚,去乃为夷。夷口呀呀,凿齿锯牙。建蚩旗,乘莽车。视千城之流血,拥艳女兮如花。呜呼,夷德之残如此,而谓天欲与之国家!”言辞之间将明清易代以及历代的鼎革变迁都归之为宿命、天意,并采用了一系列浪漫主义手法,形成一种奇崛幽暗的风格特征。《羌胡引》一诗写得奇奇怪怪,具体的诗歌创作与其所提倡的诗歌理论与诗学思想相背离,体现了顾炎武作诗为文之

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的《少林寺》一诗同样怪异:

峨峨五乳峰,奕奕少林寺。

海内昔横流,立功自隋季。

弘构类宸居,天衣照金织。

清梵切云霄,禅灯晃苍翠。

颇闻经律馀,多亦谙武艺。

疆场有艰虞,遣之捍王事。

今者何寂寥,矣成芜秽。

坏壁出游蜂,空庭雊荒雉。

答言新令严,括田任污吏。

增科及寺庄,不问前朝赐。

山僧阙飧粥,住守无一二。

百物有盛衰,回旋傥天意

岂无材杰人,发愤起颓废。

寄语惠玚流,勉待秦王至。

顾炎武不止一次在诗文中表达过战争给社会及民生带来的疾苦,如诗人给做高官的外甥徐元文致信关辅荒凉,非复十年以前风景,而鸡肋蚕丛,尚烦武略,飞刍挽粟,岂顾民生?至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八斗,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铤,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并村则张旗抗令。将关中战乱导致的民不聊生状况告之外甥,恐庙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希望清朝当政者体恤民情,慎起战争。

反观《少林寺》一诗用今昔寺院盛衰对比的方式,大力赞扬隋朝末年少林寺僧人帮助秦王李世民成立帝业,以及在明朝时期抵御倭寇外夷之事;同时指出今日庙宇荒凉凄冷是由于少林寺僧人没有机会为国效力。诗的结尾暗示真天子将出,少林寺僧将再次立功。通篇充斥着待乱的情绪,这与诗人期待和平环境的愿望相悖,可谓怪诗。

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亡之初的遗民,各种怪异行为下隐藏的是他们既不承认满清的统治而又无力改变现实,进而自我调试,倔强不群的另类表露。从清朝定鼎之初的顽强抵御拒不合作,与降清之人严格划清界限,到复国无望的低迷与渺茫中的嗜乱”“恢复臆想;后因生存、生计无奈地与贰臣交接,再到人生暮年时期的珍惜晚节。这是遗民们经历的身心摧残的过程,也是从倔强到矛盾、从软化到救赎的心路历程。

明末清初的遗民中不乏怪人,他们有的宁愿离乡背井、流亡海外而拒不接受新朝的统治;有些效仿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到穷乡僻壤隐居不出,甚至土室自封、柴车终老。

以顾炎武的好友归庄及著名遗民诗僧函可为例。清朝在定鼎之初实行严酷的剃发政策,以此来作为征服的标记。清朝的逃禅之风盛行,于此有很大关系。归庄在明亡后易服为僧却虽做头陀不解禅[7]49。他之所以落发为僧,完全是为了保全性命,保持遗民气节。释函可本名韩宗騋,明末广东人,后因参加抗清活动被流放至东北,遂剃发遁入佛门。组建了清初东北第一个文人社团———“冰天诗社,成为东北流人诗群的领袖。归庄、函可二人宁可落发为僧,不屈服于清廷野蛮的剃发令。顾炎武不向贰臣钱谦益低头,甚至采用极端办法澄清二人关系也是倔强不屈的遗民心志的鲜明体现。

顾炎武不轻易写诗,好友王弘撰曾说顾炎武诗文矜重,那么诗人为何不厌其烦地在诗中写到故明陵寝中的神异鬼怪之事,写出待乱”“待变的心事?


顾炎武是明清遗民中的顽梗者,即使恢复大势已去仍迟迟不愿放弃渺茫的恢复希望,坚持以此作为生存的意义所寄。其待乱”“嗜乱与当时人心普遍的厌战造成对比,也与诗人自身本意相互矛盾,这是遗民群体的坚持、倔强与矛盾,同时更透露着遗民内心的颓丧与寂寞。

顾炎武后半生所交友人身份复杂,其中不乏降清仕清的文人与官员。初入山东就结识了程先贞、李源、李浃等事清文人,游历京师时与熊赐履等众多的清朝官员多有交接;几次出入秦晋也多依赖上至督抚司道下至守令绅衿的帮助,例如诗人诗文集中记载的陈上年、朱敏泘等清朝官员。顾炎武曾在给降清友人史可程的信中说:“顾视世间人,夷清而惠和。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讥訶。意谓遗民有选择出处进退的自由,而不应对此苛责,这体现出顾炎武通达的遗民观,或许也是无奈之中的慰藉之词。

诗人晚年对诗文及交游的谨慎之怪折射出整个遗民群体对晚节的看法问题。“‘末路不可不慎,是一时流行的话头,戒惧神情毕见。顾炎武身为遗民一份子也不能不为此舆论左右。诗文集中删除与曹溶等一些仕清文人的酬唱之词也就不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由行为方式到诗词文章的怪异可以看出顾炎武从早年到暮岁心态转变之剧,也是明清之际整个遗民群体复杂心路的缩影。在政治板荡中倔强、坚持,因矛盾又最终注重晚年声名求得心灵的救赎,以全其终身志节,这其中更透露着遗民落幕时期内心的无奈与焦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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