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关(或称玉关)，始置于西汉开通河西走廊、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此后随着中原与西域交往的展开，玉门关逐渐进入了中国文学的书写内容中。北宋景祐三年(1036)，西夏占领河西走廊，玉门关逐渐失去军事上的意义，但作为诗歌意象的玉门关却一直活跃在文学作品里。

明代为巩固北防修建了长城。明长城西至嘉峪关，而前代玉门关故地则被划分到了嘉峪关外，对于明人来说，玉门关成为一种与边塞相关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引起异域联想的地方，使得明朝文学作品中的玉门关书写出现了“想象多于亲历”的性质。

明王朝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与议和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使得行边者笔下的玉门关在冲突对抗之外，也呈现出其他样貌。与外族交好的时期，西北边塞显现出了其安宁和平的一面。节日的典礼秩序井然，守边战士勇猛威武，两班官员肃穆庄严。异域之人带来了珍珠翡翠，四方少数民族纷纷归顺，成为明王朝的子民。

与亲历边塞的诗人相比，另一些创作者则未尝远涉西北，仅借助文学性想象来描摹玉门关样貌。这种书写和亲身行边者的创作不同在于，其中的场景构筑主要依靠主观思维活动来完成，写实成分被大大降低。如果说亲身行边者的创作还基于作者耳闻目见引发合理想象的话，这类创作则或因寄赠的需要，或出于单纯的吟哦，为我们呈现了明人头脑中“狂想式”的玉门关。

在李东阳的想象中，玉门关所在的关外极为寒冷，但却是成就功业的场所。在《送张侍郎文渊区处哈密》诗中，李东阳写道:“甘州城外河周遭，玉门关上冰山高。营平图略本常事，定远功名非彼曹。在他的描摹下，张侍郎即将行经的玉门关上冰山高耸，塞外之寒冷、旅途之凶险可见一斑。这种写法杂糅着夸张的意味，然而经营西北地区、维护边疆稳定是赴边者的主要任务，其勋名的获取、自我价值的实现亦从苦寒危难中获得。

与李东阳相比，王世贞更是一个喜欢对玉门关展开“狂想”的创作者。他在《寄甘肃侯中丞儒宗》诗中，借想象对玉门关展开了构筑:“回首齐门和铗歌，辟书先后起烟萝。幕中明月堪相共，镜里秋霜奈我何。燕颔古来金印远，虎符西去玉关多。那能醉尔葡萄酒，射鹿还煎热洛河。将玉门关与虎符联系在一起，强调了玉门关的军事意义。王世贞盛赞朋友的才能和气度，正是朝廷所倚重的对象。王世贞笔下与玉门关有关的诗歌还有《为王光禄赋白鷰》《孟冬晦日夜梦得句云天寒北极仍充使日落黄河未隐流及后二语醒不复全记因足成之》等，诗中大都直言塞外之寒冷，同时对赴边者想要建立功勋的抱负大加赞赏。与李东阳相类，王世贞眼中的玉门关乃至广袤的西北边塞既属于苦寒之地，也是成就勋业之所。

事实上，这种认知普遍地、概念化地出现在明人的寄赠诗作中。除李、王之外，亢思谦《寿徐母太夫人兼送颐斋之河西》诗有“玉关歌凯入，忠孝勒旂常”之语。陈敬宗《送陈郎中重使西域二首》其二诗则称:“玉关迢递塞云黄，西涉流沙道路长。”同样的情况在明人的拟古作品中也有突出表现，胡应麟《陇头歌五首》其一诗称:“尘起玉门关，琱弓马上弯。身随汉飞将，乘月夺天山。朱诚泳《雨雪曲》称:“风号沙塞北，雪暗玉关西。听水谙狐迹，循山趁马蹄。”可以看出，与前述亲历边塞的摹写相比，由寄赠、拟作等场合触发的期望与想象使作品中的玉门关样貌更为抽象化、符号化，类型则相对单一，总是缠绕着“艰险”与“功勋”两个元素，分别应对书写者的边塞想象和功业期望。这种期望与想象则又与玉门关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曾经担负的军事作用直接相关。

明人心目中玉门关的风景是带有割裂感的。一种表述是玉门关是春风不至的荒寒之地。而另一种表述则恰恰相反，许多诗人笔下的玉门关春光常绕。之所以会对同一对象产生截然相反的描述，除不同的个体经历和认知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玉门关”逐渐由一个实际的地理位置演变成了一种带有象征“坚持”“忍耐”等意义。

终明之世，中原政权始终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在明人的意识中，“玉门关”代表界断中原与游牧民族的关键点。与前代相承，明诗中涉及玉门关的书写倾向之一在于传达成就勋业的意指。陈函辉《纪游十九首》其十七诗曰:“玉关带箭出，青海勒石旋。欧大任《敬观高庙御容于临淮侯家因见曹国公铁券遗像》诗曰:“鼎湖日月开钟阜，甲帐风云出玉关。奕叶勋劳麟阁上，至今貂冕尚崇班。”顾璘《赠周子庚太仆行边》诗曰:“丈夫勋名在远道，玉关铜柱非徒老。”韩邦奇《买剑曲》称:“男儿介胄身，死葬昆仑山。却笑班将军，生入玉门关。”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明人强烈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面。

但实际的情况是，明代中期以后国力日衰，党争不断，朝政日渐溃烂，东北女真部落虎视眈眈。综合来看，明代的整体实力不如唐代和清代强盛，当建功立业成了奢望，文学书写中自然出现了另一种声音。“玉关人老”的感慨自汉代就已经产生，即使是被封为定远侯的班超也免不了发出“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的感叹，这种情感在后世文学书写中被延续传递下来，所指也被逐渐拓宽为对韶华易逝，功业难成的感慨。陈邦瞻《落日》诗称:“白日落西山，西山日不还。春残金谷树，人老玉门关”，字里行间充满了无奈的喟叹。与此相类，郭登在《送岳正》诗中感慨:“玉关人老貂裘敝，苦忆平生马少游。]张九一《卧病北村》诗中也写道:“天垂金雀镜，人老玉门关。”这类创作与前述渴望建功立业的作品一正一反，互为补充，表现了述志作品情感的真实动向。

如果说“人老玉关”还仅仅是因个体遭际所发出的喟叹，那么在国力衰退、边情吃紧的大环境下，“生入玉关”的意指则鲜明地出现在了明诗书写当中。早在成化、弘治时期，朱诚泳《龙支行》诗中就表现了明王朝对外作战的艰苦:“一自西戎侵玉关，泾陇烽烟熏两间。汉军战死音声绝，战骨凭谁埋故山。十中存者仅三五，哀哀泪滴龙堆土。旃裘御雪酪充饥，年深渐解蕃人语。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文学书写中出现的“生返”主题，应和的是明人的厌战心理。范钦《塞上谣送戴使君》其七诗曰:“何人远戍燕然山，凄风冻月鬓毛班。不愿封侯博万户，但愿生入玉门关。”降及晚明，对外作战动费万计，耗心疲力。士卒雕瘁，民力痡殚。公鼒的《战城南》称:“丈夫功名玉关内，但愿生返不愿侯。”直言比起封侯，更愿意活着回到中原。而公鼒这种“反功业”思想诗作的产生并不是偶一为之，他的另一首诗作《边曲》其三诗也持同样的态度:“百万从戎百胜还，但教生入玉门关。将军莫羡黄金印，白骨高于象塜山。”[同样表达反战厌战情绪的还有邹迪光《辽左之役陷城杀将国家大事几不可支普天率土咸惟新经略之是赖爰赋十律用写杞忧》诗:“杀气方深野哭哀，头颅枕籍乱相猜。龙沙化作青燐血，虎寨移为白骨堆。虽则死蒙金帛赠，何如生入玉关来?长城几处伶仃鬼，愿得游魂瘗草莱。”这类书写的产生除了受前代文学反战书写传统的影响外，主要与前述晚明国势以及对外作战的实力直接相关。具体到每次战役中，短兵相接的残酷性超过常人的想象，白骨易见，勋爵难望。这些声音在倡导以身许国求得功名的浪潮中虽然微弱，但是也不应忽视。

玉门关在宋代以后不再承载实际的军事意义，至明代成为嘉峪关外的前朝故垒，但是它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仍然频繁地出现在明人的吟咏中。在亲身行边的创作者笔下，因边塞客观形势的左右，玉门关样貌的构建往往呈现出较为多元的状态：既有防御备战的场面，亦有宁静祥和的图景，乃至商旅往来、笙歌遍地的繁华景象。与亲历边塞的摹写相比，由寄赠、拟作等场合触发的情感使作品中的玉门关样貌更为抽象化、符号化，类型则相对单一，主要包括“艰险”和“功勋”两个元素，分别应对书写者的边塞想象和功业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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