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唐边塞诗就是这座巅峰之上的一颗明珠。据统计,唐边塞诗近二千首,在五万五千余首的唐诗总量中虽不足百分之四,但在各种唐诗选本中,其比例却远大于此,这充分表明了其独有的诗歌价值。

关于边塞诗的定义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广义边塞诗概念,这种意见对边塞诗的内涵限定较宽。认为边塞诗在时间范围上应该无限制(包括有边塞以来的整个古代社会),在地域上包括历代王朝的东南西北四境之地,题材上与边事相关即可。一种是狭义边塞诗概念,在地域上限制在边塞地区,时间上限制在唐代,或者说是盛唐,在这个特定时代(唐代)描写与边疆军旅生活相关的诗歌即为边塞诗,它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

唐以前和以后的写边塞题材的诗,与唐代的边塞诗不可同日而语,唐代的边塞诗具有气势豪迈、风格刚健特点,有风骨美的特质。

“风”指文章情意方面,其特征是气势的昂扬与爽朗“骨”指文章语言方面,表现为为言辞的端正与直切。,“风”与“骨”便构成了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初唐文坛,面对孱弱靡丽的六朝文风,“四杰”以实际创作开一代新风,之后的陈子昂高举“风骨”大旗,拨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盛唐“风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最能体现盛唐诗“风骨”特征的就是边塞诗。

唐代边塞诗中“风骨”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英雄意识,乐观浪漫情绪,以及建功立业、献身报国的理想精神。

边塞诗与战争有关,战争需要英雄,英雄的气概只有在战争的惨烈和悲壮中才能体现得淋漓尽致。怀抱济世救民理想的古代文人都有一个英雄梦,唐代边塞诗中弥漫着浓烈的英雄意识。这种英雄意识一方面表现为在诗中多描写侠少、将军等英雄个体的形象,如王维的《老将行》:“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中山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又如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另一方面,这种英雄意识表现为对汉代英雄的追忆,唐代边塞诗中经常提到李广、霍去病、窦宪等人戍边抗敌、征战沙场的事迹,赞美班超、马援等人投笔从戎乃至马革裹尸。

唐代文人中的英雄意识既与大唐帝国的时代氛围有关,也是建安文人英雄意识的延续。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强盛统一的朝代,发达的经济,开明的政治,强大的军事,对唐代诗人,尤其是初盛唐诗人形成了强烈的感召力。他们都渴望建功立业,经邦济世,时代精神激发了诗人的英雄意识,使他们有了浓厚的英雄情结。而建安文人英雄意识对唐人也有很大影响,建安时代,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社会的动乱激发了文人强烈的事业心和英雄情绪。三曹七子最具有代表性,如曹操以天下为己任,唱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的豪情;曹丕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也是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从军诗》其四);陈琳“庶儿及君在立德垂功名(《游览》其二),都洋溢着趁时建功的豪迈情怀。建安文学中的这种英雄意识也延伸到了唐代文人的身上,唐代诗人的政治热情、尚武热情和军功热情全都通过英雄意识激发出来,这样的热情与英雄意识发之于诗,便形成了边塞诗豪迈、激越,富于阳刚之美的风格。

从唐代边塞诗来看,尽管战争是残酷的,边塞是艰苦荒凉的,但是诗人们却以热烈的激情赞美将士视死如归的斗志、不怕牺牲的精神,表现出对生死的无畏和对战斗的胜利信心。如王维诗中的“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其二)李白诗中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其一)岑参诗中的“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王昌龄诗中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其四)等等,不胜枚举。由此我们可以说,盛唐边塞诗不回避对战争惨烈、边塞荒凉艰苦的描写,但诗人们在描写战争惨烈、边塞荒凉艰苦的时候,迸发出来却是更为强烈的乐观和自信,在诉说痛苦怨情的时候却又向往胜利和未来。这些诗句充满了乐观和浪漫的情绪,展现了不畏强敌、征服恶劣环境的崇高信念和精神力量,从而使诗中关于战争惨烈、边塞荒凉艰苦的描写,成为了对阳刚之美的有力烘托。

盛唐诗人的这种乐观、浪漫的情怀,使得荒凉苦寒的边塞在他们笔下也显示出了奇情异彩。在这方面,岑参最为突出,他致力于边地奇情异彩的描绘,引发了人们对边塞的神奇想象,他写塞北的火山“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岑参《火山云歌送别》),烈焰四射的火山,雄伟壮观;写塞北的热海“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边塞的热海有声有色,神奇无比;写塞北的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本是奇寒无比的塞北,因为诗人用梨花比飞雪,使人俨然把漫天白雪幻化作了气象万千的无边春色。这种乐观、豪迈、喜悦和浪漫的情绪在唐以前以及以后的诗中显然很少,应该独属于唐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的文人大都心系天下,关心国家的命运、民生的疾苦,唐代文人也不例外。唐代政治开明,科举取士,为中下层文人提供了较为宽广的前途。除此之外,实现自身抱负、理想的另一条捷径就是从军戍边,这是唐人于科举之外的另一种重要选择,而边塞诗人也大都不甘心于穷经皓首的儒生生活,在建功立业、献身报国的理想精神的感召下,甘愿驰骋朔漠去建功立业:“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杨炯《出塞》);“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崔颢《赠王威古));“圣主赏勋业边城最辉光(岑参《东归留题太常徐卿草堂》),“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高适《塞下曲》);“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杜甫《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从诗人的抱负中,我们不难看到,在边塞建功立业的梦想下,他们对穷经皓首的儒生生活充满了鄙弃,他们高扬理想的旗帜,以万里不惜死的代价,获得“圣主赏勋业”,博取入图麒麟阁的荣耀。在他们的心目中,以身报国,为君分忧,渴望功成受赏,名垂史册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不二抉择。

当然建功立业,实现自己“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壮志并不只有唐代文人才有,但唐代文人幸运的是他们正处在封建王朝上升时期,国力强大,疆域辽阔,统治者对边功重视,文人又有了一个除了科举“学而优则仕”之外的仕进之路,这条道路激发了文人的英雄意识,再融以唐代文人固有的乐观、浪漫精神,唐代边塞诗展示出了雄浑、壮伟、阔大的境界,没有了“建安风骨”的悲凉慷慨,这样的风骨就是边塞诗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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