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献中提到的樱桃，基本上都是指土生土长的中国樱桃，主要生长于长江流域和山东、河南一带。早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河南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现过樱桃的果核，可见樱桃在中国拥有着悠久的食用史。

而樱桃在古典文献中多次出现，是因为它身上承载着深刻的文化意义:“荐新”。

中国是礼仪之邦，周代更是以礼法治国。祭祀神灵与祖先，最是要庄重严肃，方能表示内心的虔敬得以沟通天人。“荐新”便是其中种重要的祭祀仪式。所谓“荐新” 是指在收获之时，先举行仪式，将新得的收获献祭于神灵、祖先。等神明、祖先们“尝过鲜”之后，自己才能享用。而用来供献祭祀的新鲜收获便是“新”。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荐新”正是慎终追远的一种体现。“荐新”起源很早，殷商时期甲骨卜辞中的“登黍”、“登麦”、“登豆”，就是“荐新”制度的雏形。周代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都行“荐新”之礼，而天子之礼最为完备。

《礼记·月令》中记载，周天子春夏秋冬四季都要“先荐寝庙”，也就是“荐新”：仲春“乃鲜羔开冰先荐寝庙”；孟夏“以彘尝麦，先荐寝庙”；仲夏“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孟秋“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仲秋“以犬尝麻先荐寝庙”；季冬“乃尝鱼，先荐寝庙”仲夏之月”。“荐新”的新鲜收获就有樱桃。而纵观《礼记》所载四季之“新”，除了樱桃之外，并无其他水果。这是为何?

原来《礼记》作注疏时给出了答案。“按《月令》诸月无荐果之文，此独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异于余物，故特记之，其实诸果亦时荐。”原来，樱桃虽不是唯一，却因为最先成熟，成为最值得记下的“荐新”之果。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曰:“东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樱桃的花期早，鲜果成熟也早于其他水果，正所谓“鲜果第一枝”。

樱桃好吃树难栽。《齐民要术》记载，种植樱桃需要在“二月初，山中取栽；阳中者还种阳地，阴中者还种阴地(若阴阳异地则难生，生亦不实，此果性)”。如果把原先在阴处生长的樱桃树苗，移栽到向阳的果园里，很难成活。即使树苗活了，也结不出果实来。而且栽种樱桃还必须选择“坚实之地”“不可用虚粪也”。如此精心栽培的樱桃树，结出的果实往往个头较小，难以采摘，更难于保存。

正是这些缺点使得中国樱桃在和外国樱桃的“战斗”中，落了下风。如今人们喜闻乐见的诸如“红灯”“美早”“拉宾斯”等烟台大樱桃，以及称为“车厘子”的，都是欧洲甜樱桃的品种。

把甜樱桃带入中国的，是美国传教士倪恩斯(J.L. Nevius)。根据1925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方部编印的“产业资料”丛书《满洲之果树》记载，倪恩斯在清同治十年(1871年)来到山东，随身携带了十个品种的甜樱桃树苗，并在今山东烟台南山上试种。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培育，倪恩斯令甜樱桃在烟台扎了根，落了户。而1880年到1890年期间，烟台当地人又从朝鲜、美国引进了几个新的甜樱桃品种。

与此同时，1887年左右，新疆塔城地区也开始种植欧洲甜樱桃。一东一西，两地甜樱桃的传入，都与外国传教士、侨民和船员在中国境内的活动有着直接关系。

可以说，欧洲甜樱桃的传入史，是与近代中国对抗西方坚船利炮的失败史同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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