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茶叶，随着大航海时代被葡萄牙和荷兰人分销到欧洲。曾作为一种奢侈品，茶叶盛行于英国王室贵族之间。由于茶的价格昂贵以及泡茶工艺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维多利亚时代之前的时期，英国社会各阶层也存在着一种抵制茶文化的倾向。他们认为茶是一种耗费时间和金钱却无法获得任何能量的消耗品。但是，自17和18世纪以来，英国社会已经公认了茶和咖啡是酒精的解药。它们和酒一样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但是不会使人产生醉酒的疯狂。

在维多利亚时代之前的英国社会，饮酒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生活文化习俗。当时无论是出身显赫的贵族还是生活拮据的平民都将饮酒作为一种生活的乐趣。譬如，庆祝、跳舞、闲谈、宴请、日常饮食等等情景，都离不开美酒的助兴。因此，当时英格兰社会的饮酒现象非常普遍。但是，随之而来的后果则是日益恶化的醉酒问题及其衍生出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当时酗酒之人的数量令人感到震惊，特别是在下层社会中，而且也有人反对过度饮酒，但是没有任何运动或组织兴起来反对这种罪恶。当时英格兰社会认为，酩酊大醉是一项男性的权利，而且酗酒并不是一个人的污点品质。

随着19世纪英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醉酒开始被视为一种阻碍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行为，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抵制。同时，随着酗酒导致的犯罪率上升和浪费了国家和家庭的大量财富，很多人开始积极倡导禁酒。此外，当时兴起的福音运动主张信徒要严格自律，也对酗酒行为加以抵制和谴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禁酒运动开始兴起。

英国禁酒运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29年至1832年的温和禁酒阶段；第二阶段为1832年至1853年的完全禁酒阶段。从第一个阶段开始，许多禁酒改革家提倡适度饮用啤酒、葡萄酒和苹果酒，而非完全地排斥饮酒。在19世纪30和40年代，美国禁酒协会的做法开始传播到英格兰一些港口城市。随后，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工业团体中出现了很多完全禁酒的协会。他们认为，只有完全禁止饮用任何令人醉酒的饮料才能消除醉酒。此外，他们还声称，酒鬼对酒精饮料的渴望只有通过终身严格遵守完全戒酒的原则才能永久消除。

虽然这些完全禁酒协会只是保证不出售或消费任何酒类，而不是对茶本身的欣赏，但是他们开始特别推崇茶和咖啡，将其作为应对酗酒的解毒剂。由于打击酗酒者是禁酒协会的首要任务，各社团通过专门为醉汉举办免费茶会来实现这一目的。作为免费茶水和食物的回报，这些酒鬼们需要倾听那些改过自新的酒鬼们的经历，以及接受来自赞助协会的禁酒信息。随后，他们不仅倡导在家饮茶的风气，而且他们开咖啡馆和禁酒酒店，主持和参加后来被称为“mass meals”的聚会模式。“mass meals”后来逐渐被作为一种禁酒茶会所熟知。此外，欧文派社会主义者、宪章派、自由主义者、福音派和传教士还会在社交晚会、义卖会和茶会上提供茶和咖啡。这些各种形式的大众茶会既丰富了英国人被禁酒后的娱乐方式，又缓和了英国日益严重的酗酒问题。

虽然禁酒茶会最初是作为一种宣传禁酒运动的手段而出现，但是它的背后蕴藏了复杂而深厚的不同社会需求。政治、经济和宗教等社会力量的参与最终将禁酒茶会所提倡的饮茶风气发展为一种极具文化内涵的民族习性。

由于在19世纪30年代，许多人仍然对进口茶叶持怀疑态度，禁酒茶会花费了很大功夫才使消费者认为茶是一种神圣的味道和一种有用的乐趣。禁酒茶会的组织者几乎总是宣称他们的口号是“戒酒、勤奋和信仰”。这样的口号获得了来自教会的支持和满足了当时社会工业化发展的要求。

对禁酒茶会发展助力最大的要数来自英国新教方面的力量。当时的福音组织不仅致力于禁酒，而且致力于茶和茶会。那些在工业城市有名望的新教牧师会经常在茶会上布道。先前的醉酒者也会在这样的茶会上忏悔和感激茶和宗教对他的救赎。这样的忏悔将茶和其他禁酒饮品变为了通往一种神圣生活的象征和必经之路。那些教堂茶会上的演讲，赞美诗和传单将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信仰的力量转变为了个人克服其过去不幸的力量。而且，生活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已经将圣诞节从一种醉酒狂欢的节日盛宴变为了一种庆祝家庭团聚的时光。在这样的宗教和私人氛围中，茶会变得也日益重要。

此时期，茶会还开始发挥着一些政治和社会功能。譬如，人们可以在茶会上讨论薪酬、社会进步、税收和政治公民权等问题。上层社会的人士选择在茶会中要求工人接受中产阶级的行为规训，譬如，体面得体的茶桌礼仪。由此，下层社会的人可以在这样的茶会中欣赏到上层社会的高雅而得体的生活方式。那些贫穷的工人也会更青睐于茶会上提供的食物和饮料，从而逐渐认可他们领导者的宣传。无论他们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会在茶会上结成一个团体。在这样的过程中，那些茶会的组织者和宣讲人也会逐渐赢得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

禁酒茶会所倡导的自律、勤奋、虔诚和得体的生活有助于人们过上了理性而美好的生活，而且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益处。当时的禁酒倡导者还相信大众茶饮的习惯可以解决如何制造出现代高效的劳动者这一工业化的经济难题。对当时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的英国而言，这样观念的盛行无疑推动了饮茶生活方式的普及。

因此，在禁酒运动失败之后，饮茶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逐渐被认可为一种受人追捧的生活方式。到了20世纪下半叶，茶会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而广受欢迎的活动。譬如，一些茶点承包商兜售他们生产“禁酒茶”的专业技术。最终，茶已经跨越了阶层和党派，成为了一种国家的饮料。

在19世纪，茶成为英国家庭生活的象征。茶不再是一种由男性在公共场合消费的异国奢侈品，而是转变为男性和女性在家庭空间中享受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这样的转变有利于提升家庭生活在当时社会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性。因此，饮茶有利于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性以及提升个人的幸福感。

茶在禁酒改革运动中所处的突出地位，不仅是通过影响身体的变化来创造模范公民，而且是通过反复灌输典型的英国人的节制和禁酒的价值观来塑造一种民族的节制。正如西格蒙德对茶的评价：还没有任何一种曾被引入的饮料能如此舒适地作用于胃，如此使身体焕然一新，缓解疲劳后紧绷的神经，或促成一顿令人渴望的饭食。它有助于一个民族的节制;它把兴趣盎然的谈话所产生的一切魅力都赋予了茶会，而不会引起人们在喝过发酵饮料后的那种兴奋。

同时，禁酒茶会的主办者往往希望吸引更多的女性加入他们的盛事，来让男性变得更加得体文雅。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在禁酒茶会上功不可没。她们往往是筹备茶会资金的募捐者，组织茶会的联络人以及活跃茶会的优雅人士。总之，在这样的活动中，男女平等的新兴关系得以建立，并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

维多利亚时代的禁酒运动是一场受宗教和政治影响的消费运动。它不仅改变了英国人的饮酒习惯，而且它创造了新的物质文化和味觉文化。在此过程中，禁酒茶会也促进了新的物质消费习惯的形成。在茶会上，举办方不仅提供茶水，还会有糖、牛奶、糕点和水果等配套食物和精致的茶具。这样的做法也刺激了配套食物和装饰品的生产和消费。而且，这样的活动将某些商品合法化，而另一些商品则被定义为非理性的、浪费的、不合理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形塑了一种大众文化的活动形式。同时，在禁酒茶会中，组织者通过各种宣传来号召不同阶层的人杜绝饮酒。他们暗示了其追随者，“通过喝茶而不是喝酒，消费者可以实现阶级和性别的和谐，政治的公民身份以及一个天堂般的家园”。

然而，禁酒茶会对茶的推广也带来一些间接的负面影响。由于茶已经变为了英国人的日常必需品，禁酒茶会对茶的进一步神圣化更加激起了他们寻求一种由英国人控制的产茶途径。他们对茶的渴望刺激了帝国的领土扩张，以占领一片能够生产和制造茶的土地。为此，英国人努力在印度和锡兰建造茶园。最终，在19世纪80年代末，这些殖民地的茶叶产量超过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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