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藩属之国——“衣冠制度,悉通乎中国”

   生活在如今韩、朝土地上的朝鲜民族,有史以来就与中华民族有着血脉相亲的关系。自商末周初箕子东走入朝建立朝鲜开始,“衣冠制度,悉通乎中国”。关于箕子迁于朝鲜的事迹,《尚书·大传》与《史记·周本纪》皆有记载,朝鲜古籍中的记载更为详细。其后,有燕人卫满代箕氏统治朝鲜。以后,又有汉代在朝鲜设立汉四郡,朝鲜或为中国管辖范围,或为藩属。即使相对独立时期,诸如三国、高丽时期,也仍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相继与中国南朝、隋唐通好,尤其是新罗与唐联系密切,深受唐文化影响;高丽时期,与蒙元结成“翁婿之好”。到了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亲明大将李成桂废国王自立,建立李氏朝鲜。

   李氏朝鲜历经27代,共519年。李氏朝鲜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始终,在近6个世纪里,尤其是明代,一直恪勤事大之礼,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

   韩服形成于朝鲜李氏王朝,对应于中国的明朝时期。朝鲜皇族的服饰都是明朝天子赐予的,称为大明“赐服”。在文化交流中,韩服学习、借鉴了很多明朝服饰的特点。也就是说,古代韩国本没有自己的衣冠制度,根据明朝服饰进行改良,才形成了后来大家看到的古装韩剧中的服饰。

   朝鲜人崔溥曾说:“盖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朝鲜文人徐居正亦曾作诗云:“明皇若问三韩事,衣冠文物上国同。”这里的“上国”指的自然就是中国。明王朝对李氏朝鲜也格外施恩,明太祖曾言:“九州之外,则每世一朝,所贡方物,表诚敬而已。惟高丽颇知礼乐,故令三年一贡。”这些都道出了明朝与李朝非同一般的关系。

   史书记载李朝向明朝“贡献,岁辄四五至焉”。据统计,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李氏朝鲜共朝贡89次,平均每年4次。终明朝之世,朝鲜朝贡最频繁的是洪熙(1424—1425年)、宣德年间(1425—1435年),11年时间里共向明朝进贡67次,年均6次之多。

   到了清代,因为清王朝统治者是以少数民族“夷”的身份取代大明入主中原的,因此,在具有“华夷之别”文化心理的朝鲜君臣看来,中国发生了华夷嬗变,“夏华”的中国已经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夷狄”的世界。

   所以表面上朝鲜君臣无可奈何地承认清朝,但在背地里不忘明朝旧恩,从文化心理的优越意识出发,视清朝为“夷狄”之邦。这种尊周攘夷的文化心态始终贯彻在朝鲜李朝后期。

   正是这种文化心态,使得朝鲜长期怀着感念明朝的情感而无法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地位;也正是这种文化心态,使得李氏朝鲜以接受明朝的赐服为荣耀,心甘情愿地接受大明正统的华夏服饰文化,其冠服制度、服饰礼仪几近大明,李氏朝鲜官员服饰、妇女礼服圆衫等都是模仿明朝服饰的。

    

   02

   明代对李氏朝鲜的赐服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在中国古代,衣冠服饰一向被视为一个国家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上下君臣等级礼制不可逾越的外在表现形式。

   宗主国对藩国赐给服饰表示安抚、恩宠和激励,使藩国更忠心地为宗主国服务。这种外交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明代在对外关系上也采用了这种形式,而且相当频繁。

   明朝对朝鲜半岛赐服始于高丽时期。李氏朝鲜建立后,李成桂确立“袭大明衣冠,禁胡服”政策,为朝鲜服饰变革指明了方向。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赐服,从礼仪上来看,是大国对小国的一种恩宠,从政治上来说,是明朝笼络朝鲜的一种手段。而且事实证明,这种笼络手段的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明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保持稳定,李氏朝鲜成为明朝最忠实的藩属。这种忠实的藩属地位使李朝更积极、自觉地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李朝统治者极其重视“效法中华”,主张“从时王之制”对仪章制度作出调整变革,以博取中国大明统治者的嘉奖。

   表现在服饰文化上,明代赐服对朝鲜君臣效法明制、改造自身衣冠有相当大的影响,相比周边民族和国家,冠服礼仪受中国影响以朝鲜为最深。

   一、对李朝服饰制度的影响。

   与明朝一样,李朝也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以衣冠制度别上下君臣、明等级礼仪。如上文所述,明朝在赐予李朝君臣服饰之时,就十分注重君臣等级有别。对朝鲜国王及王妃等王室人员,明朝主要是给以冕服、玄圭绛纱袍、王佩、玉带等物,而对于一般的使节则是给予一般的文武官朝服和公服,并根据他们官位的不同,也给与不同品级的冠服。这种等级分明的赐服制度对李朝服饰制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

   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朝鲜国王李祹认为世子冠服同陪臣一等,有所不便,请加梁数,于是宣宗特赐世子六梁冠,等朝臣二品,从此以后成为定制。宣德五年(1430年),又赐世子朝服一副,其中玉带玉环更为明一品章。李裪对此感叹:“其重我世子至也”。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李祹又因为永乐年间未赐远游冠、绛纱袍而请赐。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夏四月,李祹又奏请赐世子冕服。

   从朝鲜国王的不断请赐中,可以看出其对中华服饰文化的仰慕和对服饰等级制度的重视。

   嘉靖时期,朝鲜陪臣在议论本国冠服制度时,就主张效仿中国变革以“从时王之制”者,认为“中朝必嘉其同文同轨之化”、“仪章制度,皆效中华,中朝所以待我国异诸外国”等。明也极赞朝鲜“文物存商制,衣冠备汉仪”。

   李朝诗人徐居正曾说,朝鲜“为中国之番邦,故历代亲信于中国,受封爵,朝贡不绝,礼仪之道不缺,衣冠制度,悉同于中国各代之制,故曰:‘诗书礼仪之邦,仁义之国也。’”徐居正之言明确指出了大明与李朝宗藩之间密切的关系,肯定了李朝之所以被称为“诗书礼仪之邦,仁义之国”的原因——衣冠制度,悉同中国。

   二、明代赐服为李氏朝鲜效法中华服饰提供了一种最直观的形式。

   朝鲜君臣一直将“上国”赐服视为荣耀、身份、地位的象征,“衣冠服饰,焕然一新,使我东方得免胡元之俗。复见礼乐文物之盛,诚千载盛迹也。”

   大明对李氏朝鲜的赐服已经超越了形式上的恩宠礼遇,而与文化认同紧密相连,朝鲜君臣认定凡事务遵华制,上行下效,推而广之,逐渐使中国明朝服饰文化在朝鲜生根、成长,融入朝鲜服饰文明之中,成为其民族服饰特色的组成部分。朝鲜国王及世子冕服、王妃翟衣的沿用及改革,就是以明朝所赐章服为基础。早期李朝国王与文武官员的公服、常服皆与大明相近,甚至可以说其款式完全相同。

   图1为《明太祖坐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所着为明代皇帝常服。明代皇帝常服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制定,基本款式为:乌纱折上巾、盘领窄袖袍、束带。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对皇帝常服又一次作了更定,规定:头戴乌纱制成的帽子,折角向上,这就是后来所谓的“翼善冠”;身穿盘领、窄袖黄袍,袍身前后及两肩各织一条金盘龙;腰束玉带;脚着皮靴。图2为李朝国王李成桂的常服,除了服装色彩不同,冠服款式及图案可谓完全相同,甚至连神态也是极其相似。

  

  

   下图为明代官员常服。常服是常朝视事的服装,明洪武三年(1370年)制定文武官员常服:一般为头戴乌纱帽,身穿团领衫,腰间束带。腰带根据官品不同,品级不同,质地也不同。

  

   明初官员服饰胸前身后并无补子,至洪武二十四年,朝廷对官吏常服作了新的规定,凡文武官员,不论级别,都必须在袍服的胸前和后背缀一方补子,文官用飞禽,武官用走兽,以示区别。

  

   明初的朝鲜官员常服于明代初期官员常服一样,前后身都没有方补,直到明宪宗成化年前后才全面仿效明代官员补服。上图为李朝官员常服,从图像上可以看出,李朝官员所穿的服装与明代官员服装相同:头戴乌纱帽,身穿团领补服,腰束革带。

   也难怪,朝鲜作为属国,明朝受封的下属行政机构,官服帽子自然也和明朝差不多。

   满清时期满族人入主中原,强行要求汉人剃发易服,改穿满人服饰:小顶辫发、箭袖袍服,官员顶戴花翎。但清政府对朝鲜服饰并未作强行要求,所以朝鲜后期的衣冠仍保留明式样。

   但因为没有了正宗的明朝服饰作准绳,朝鲜官方服饰走上了自行演变的道路,同时因为逐渐受清朝服饰影响,服饰不再像明时那般大气,官帽帽翅位置、大小有所变化、官袍长度变短、袖子变窄、腰带位置越来越高、补子则较以前小了。

  

   如上图,这是李朝后期官员的肖像,从图中可以看出,到李朝后期,朝鲜官服虽然还与前期具备相同的款式,但是已经缺少了前期宽襟阔袖、大方补子的大气和雍容,而是变得拘谨、小气了。

   李氏朝鲜初期的贵族女子服饰样式与我们今天所见的传统韩服并不一样,基本和当时中国汉族女子的襦裙制是相同的,襦为短上衣、款式为交领,右衽,白绢护领,蝴蝶袖,左右开裙。不同的是汉人则在襦上用白绢袖缘,狭袖口,李氏朝鲜初期女子仍内穿着本民族的白色里衣,因此宽袖口、袖管较短,中后期开始慢慢改制,也改成了蝴蝶袖式样,被称为唐衣,一直到今天传统女性韩服仍用蝴蝶袖式样。

   李氏朝鲜中后期,女子唐衣作为王妃、宫女或士大夫妻子穿的一种小礼服。衣表用无纹的绸缎制作,胸前绣有凤凰团花图案,下摆弧形,前襟稍短,后身比前襟长30厘米左右。前襟或衣带上绣有金箔纹饰,演绎出华丽的氛围。唐衣一般穿在夹裙外面。着衣者身份、地位不同,衣服的颜色则不一样。大妃着黄色,王妃着红色,公主及贵族女子着草绿色。

   至19世纪末期逐渐接受西式礼服之前, 朝鲜上层贵族一直沿用的是明朝服装制度。甚至在大韩帝国时期,也曾根据《大明会典》来制定官服。但作为韩服的特点,里衣还是一直保持了受中国服装影响之前的传统形式,即白色短襦,立领右衽胸口系带,男子白色宽松裤,女子白色高腰宽松长裙的民族样式。

   因此,从韩国传统服装的传承史来看,韩国作为古代中国的附属小国,为了求得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便形成了这种外衣明显为接受中国服饰制度的款式,与里衣保持了固有的传统款式的双重构造。

   三、发饰官帽无不渗透中国服饰制度。

   韩国李氏朝鲜时期的宫廷特髻冠也颇具特色,其原型是中国明代的宫廷特髻冠,如下图。

  

   特髻是中国宋代开始有的一种假发套,上面根据礼制插满数量不等的装饰,异常复杂繁盛。《明史·舆服志三》中记载品冠命妇的冠服为:一品礼服,头饰为山松特髻,翠松五株, 金翟八,口衔珠结。正面珠翠翟一,珠翠花四,珠翠云喜花三,后鬓珠梭球一, 珠翠梳四,金云头连三钗一,珠帘梳二,金簪二,珠梭环一双。不过李氏朝鲜的特髻与明代的不完全相同,特别是特髻的下摆有两个飞檐式的博鬓,尽显雍容华贵。

    

   李氏朝鲜末年,皇宫妃子们还流行一种双环型的木质假髻,如下图。

  

   这种双环假髻在中国唐代就有了,叫做双环望仙髻,是唐代的著名发型,是一种复杂而高峻的发髻。由于这种发髻非常高,超过二尺,梳理这样一个复杂的发髻特别费时,大约要三个时辰也就是六个小时,如果没有这么多时间,或者自己的头发不够,那就事先做好一个假发髻,外涂黑漆,到需要的时候再戴在盘发之上,用发簪固定,这种戴假髻的风气在唐代很盛行,所戴的假髻又称“木质义髻”。

   李氏朝鲜时期的王室及宫廷的文官,其帽式全部采用中国明朝宫廷帽式,形制没有区别。只是李氏朝鲜王室戴的冕冠、翼善冠、通天冠、皮弁等,文官们戴的主要有梁冠、乌纱帽、幞头等都比明朝的形制低,工艺粗略些。帝王大礼时所带的冕冠,明朝皇帝穿十二章冕服,带十二旒冕冠,而李氏朝鲜按亲王服制穿九章冕服,带九旒冕冠。

   中国明亡清起,李氏朝鲜在服制上却未作任何改动,依然延续明朝冠制,直至西方入侵。

   四、服饰色彩、纹样等深受中国服饰文化影响。

   以女子圆衫为例。圆衫是朝鲜半岛李朝时期妇女广泛穿着的礼服。宫中的重要场合,如嘉礼、国庆或王室庆典时,圆衫被制定为礼服应用,到了朝鲜李朝末期圆衫流入民间,成为庶民大婚时新娘的婚礼服。

   圆衫的服色规定深受中国服色制度的影响。朝鲜李朝末期高宗称帝之后,王妃称为皇后,皇后着黄圆衫,在此以前王妃的圆衫为红色,嫔妃的为紫赤色,其他宗亲妇女的为草绿色,民间庶民的圆衫有绿色和青色两种。

   在装饰纹样上,圆衫也同样成为体现贵贱等级差别的工具。根据纹样的位置,圆衫上的纹样可以区分为:袖身正面纹样与袖身后面纹样;袖身正面和后面连接处的纹样;圆衫中下板纹样,主要指圆衫下边衣襟和中间腰部及袖子以下部位的纹样。根据纹样的类型可分为:动物纹、植物纹、吉祥纹和自然纹。

   在圆衫上使用的动物纹并不多,主要是龙纹和凤纹。龙纹象征着王室贵族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人不能僭越,只有皇后的黄圆衫上才可以用龙纹。在圆衫上装饰的龙纹,作为主体的龙的造型并没有多大变化,而副纹的种类繁多,比如与云纹组合的云龙纹,与寿字组合的双龙寿纹,与喜字组合的双龙喜字等。

   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朝鲜民族也把帝王比作龙,皇后比作凤。凤纹代表德、义、仁、信和正,因此在圆衫上应用的范围比较广泛,如王妃、嫔、公主、命妇等妇女的圆衫都可以修饰凤纹,寓意王室的妇女要具有贤良淑德的品质。

   植物纹在圆衫上应用是最为常见的。莲花纹、宝相花纹、梅花纹、菊花纹、石榴花纹等,无一不与中国文化相联系。莲花纹是经由中国传入的佛教中变化得来,象征着品德与纯洁有“花之君子”之称。宝相花纹是中国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佛教盛行的流行图案,它集中了莲花、牡丹、菊花的特征,是经过艺术处理而组合的图案。梅花纹、菊花纹和石榴纹在圆衫上也很常见,作为修饰妇女的礼服的图案,这些花纹在中国文化中都具有特定的寓意。梅花能御寒而开花,古人用梅花象征忠贞不衰,梅花具有五片花瓣,寓意五福,即福、禄、寿、喜、财。

   菊花纹寓意长寿,石榴纹则象征多子。

   受中国服饰艺术的影响,追求吉祥如意也成为李朝服饰文化的一大特点,吉祥纹的运用便是这一文化特征的反映。吉祥纹中吉祥文字占有很大的比例,如寿字、福字、喜字都是圆衫服饰纹样中常用的,还有四字成语,如:百事大吉、吉祥如意、百事如意等等。这些吉祥文字,最直观地表明了韩服受到了中华文化多么大的熏陶和影响。

   直至今天,朝鲜传统文化中仍保留了不少明式“遗迹”。

   “衣冠文物悉同中国”,这就是韩服的历史真相。

   华夏有衣,襟带天地。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不容篡改!泱泱大国五千年历史的深沉积淀,给予我们无穷的文化自信!护我华夏文明,振我礼仪之邦!

   (以上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