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几遭贬谪,大半个中国都留下他的足迹。除黄州外,苏轼与杭州的渊源也颇深,先后两次出仕杭州,此间不乏诸多精彩的词作。

   北宋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因与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政见多有分歧,遭谏官谢景温诬奏,苏轼“未尝以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熙宁七年(1074)九月离杭赴密,苏轼在杭州停留了近三年时间,此为倅杭时期。这一时期,苏轼带着“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于政”的期望与“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的矛盾心情,开始了长达近三年的因政治上失意而第一次外任地方之职,以求“必进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报答朝廷。在词作中,渴望功名下引发的复杂情感与内心矛盾正是这个时期词创作的主题。

   倅杭时期,苏轼三年中作词46首,以写景记游和别情词是其主体,分别为8首与15首,已占词作的一半。咏怀与羁旅行役合计有6首,咏史怀古、哲理等其他题材的词作共计17首。

  

   北宋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因策题之谤及疲于蜀洛之争,遂请外任避之,以龙图阁学士充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简称为“知州”),主政一方,并于元祐六年(1091)三月奉召还朝,此为守杭时期。苏轼此时已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乌台诗案”,人生阅历颇丰,借助道释两家思想来排遣仕途之苦累,一个旷达的形象已初现。在“更有鲈鱼堪切脍,儿辈莫教知”)中“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成为创作的主流。

   守杭时期,苏轼两年中作词31首,其中别情词5首,写景记游也有8首,咏怀词有所增多,计7首,歌妓、羁旅行役等其他题材的词作共计11首。

   倅杭时期,正值杭州人事变动频繁之际,故苏轼多面临送别友人,其别情词创作自然是最多。这些词作除了表达苏轼与友人之间的真挚友情及离别时的千般不舍外,也流露出建功立业与避世幽怀的欲仕不能欲隐不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心情。

   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茫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

   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

   此词《南乡子》作于熙宁七年(1074年),词中“何日功成名遂了”表明了苏轼“致君尧舜”的迫切心情,另一面,“何日”一词却表明这种“功成名遂”多少是一种期盼,一种未知的惆怅,令人读来不难感受东坡万般滋味在心头的心酸。“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的前提条件是“功成名遂”,而欲“功成名遂”足见苏轼有锐意进取的淑世精神,其最终“还乡”是功成身退,此又源于道家的避世思想。应该说,苏轼在这里是用功成身退的美好愿望对因蹉跎岁月而壮志未酬的自我慰藉,曲折地表达了苏轼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又想避世的复杂心态。

  

   守杭时期,送别友人也是苏轼常面对的事情,但较之倅杭时期的送别词,最大的不同在于别情中侧重写友人与自己相同的志趣———淡泊名利,超然旷达。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此词《临江仙》是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年)离杭前送好友钱勰赴瀛洲所作。开头写友人“天涯踏尽红尘”之仕途劳苦,但钱勰对此却是“依然一笑作春温”面对人生之逆境,可谓乐观至极。接着,一句“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写出钱勰超然物外、淡泊尘世的高尚品格,深化其“依然一笑作春温”面对人生逆境的态度。在此,友人面对人生逆境的态度也正是苏轼面对逆旅的态度。下片一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使得词的苦涩之情稀释殆尽,既是对友人离别的安慰,更是揭示了一种人生的普遍哲理———由眼前及人生,以其看似平淡之词写出深沉的人生之感———你走我也走,大家都一样,以“无波真古井”不必“尊前不用翠眉颦”的人生态度待之,才是你我笑对人生失意该有的态度。一种泰然自若的豁达胸怀由此显现,这也是东坡旷达的性格使然。

  

   守杭时期,苏轼在风光旖旎之中有壮志未酬的悲叹,也在浪漫主义格调中写出了钱塘江涨潮之壮观。倅杭时期,苏州借思妇之口叹赈灾羁旅在外而回杭不得的感慨,也有游宦在外而思乡的情思,总以旷达的情怀对待这些人生已是常事的身外苦累。

   总之,倅杭时期,不论是别情词,还是咏怀、羁旅抑或写景记游的词作,内容总体特色可用“苦涩”两字来概括。守杭时期,阅尽人世沧桑后,以佛老排遣苦累,旷达成为词作中的主调,东坡总能于苦中作乐,成为一个“乐天派”。

   东坡杭州时期的前后差异,一方面有他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有他宦海沉浮中思想嬗变的因素在其中。东坡在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交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中完成了思想上的蜕变,成就了儒道释三家思想汇聚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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