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成就最高的时代,而宋仁宗在位时期是宋朝的巅峰。

   电视剧《清平乐》讲述的就是宋仁宗在位时期的事,与其他宫廷剧不同,这部剧可以说是高度还原历史了。

   剧中,总是出现的大臣们,比如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可以说是学生时代的“噩梦”了,毕竟全文背诵的那些文章诗词,多半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不重蹈前朝军阀割据的覆辙,打破贵族对于官职垄断,开始以文替武,大力推广科举。

   后经太宗、真宗两代不断改良,到了仁宗这一代日趋完善,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用苏轼的话说,仁宗这一代出的人才,够三世子孙用了。

   比如英宗时期的韩琦、富弼,神宗时期的王安石,都出自仁宗时期。

   四大发明里,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占了三个,而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个更是被仁宗一口气“包圆”了,光是一个苏轼就照耀了东亚文化圈几百年。

   仁宗可以当的起一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体两面的范仲淹和吕夷简。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范仲淹就是一个“认死理”的人。

  

   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他仅仅是个负责皇家藏书抄抄写写的小官,就敢上书让太后还政,结果可想而知,被贬官出京。

   仁宗亲政把他叫回来不到一年,力谏仁宗阻止废后,又二次被贬。

   再次重新启用之后,依旧没有任何改变,上百官图,指责宰相结党营私,三次被贬。

   古往今来,不贪污受贿的清官有很多,不过官场上真正难的是人情二字,不管是提拔自己入朝为官的晏殊,还是权倾朝野的宰相吕夷简,亦或是当朝天子,只要违背了范仲淹心中的“公理”,都照怼不误。

   这在吕夷简看来,是务名无实,只知道一味地炒作自己的名声。

   对此,范仲淹专门写了一篇《尽名论》来为自己辩白,他说道家所推崇的“淡泊名利”,实则是不爱名节,明哲保身。

   提起士大夫精神,很多人都会想到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是这在宋代以前,只能说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到隋唐时期的关陇门阀集团所把持的贵族政治,到五代时期的武人政治,读书都很难改变命运。

   到了宋朝开科取士,官方开始宣传“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士大夫们兼济天下的梦想才算是照进现实。

   读书人只要耐得住十年寒窗苦,就有可能亲自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这大大地激发了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豪情。

   两岁丧父随母改嫁,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穷苦生活的范仲淹,却生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种明确的忧国忧民的自觉意识,这除了自身品格高洁,更是有赖于宋朝特殊的历史环境。

   用文宗时期的一位名称文彦博的话说,北宋是“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同样是一生经历三升三降的吕夷简,则有着和范仲淹完全不同的政治追求。

   吕夷简出身官僚家庭,入仕之处,也以直言闻名,做过不少为民请命的好事,真宗甚至把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准备重用。

   《清平乐》中,吕夷简一直作为保守派,以阻碍改革的大反派形象出现,但是实际上,仁宗亲政不就,吕夷简四月被贬十月回朝,仅仅过去半年,朝政就有一堆烂摊子等着他来收拾。

   宋夏战争爆发以后,也是他第三次入相也帮助仁宗应对危局。

   青壮一派,例如韩琦、欧阳修,都是澶渊之盟之后出生的,属于生活在和平年代,没有真真切切地感受过契丹人的威胁,不知道战争、政治为何物的理想主义者。

   所以宋夏战争一爆发,韩琦主张主动进攻,很快夏军就给他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

   庆历新政中,欧阳修的君子之党理论触碰到了皇帝臣子不可结党威胁皇权的逆鳞,为改革敲响了丧钟。

  

   反观范仲淹和吕夷简,在宋夏战争中,吕夷简再次入相,推荐范仲淹任经略西事,范仲淹也深知需要吕夷简在朝中坐镇才能放心地投入战事,主动修书,消解往日旧仇,二人冰释前嫌,成就了一段佳话。

   等到了庆历新政时期,吕夷简退休,范仲淹上位主持大局,他才清楚地知道,这个宰相究竟有多不好当。

   不管是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还是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

   范仲淹的十项改革举措,说到底就是“开源节流”,宋朝为养军队花了不少钱,看起来经济繁荣,实际上国库空虚。

   新兴的士大夫阶级也没有比原先的贵族好到哪里去,土地兼并的问题严重,富者由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奢侈腐败成风,所以“范仲淹们”的新政核心其实是整顿吏治。

   他们搞错了一件事,改革从来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他们既不想办法团结官员队伍,也不想着与民让利,让人民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有意思的是,支持新政的这些人到了王安石变法之时,又成了顽固保守的反对派,不知道是历尽沧桑有了不同的体悟,还是转过来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之时感到了肉疼。

   庆历新政结束之后,仁宗的执政岁月里,天下无事,天地一团和气。

   仁宗晚年,在欧阳修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在他的主持下,这一年进士及第的人可以说是群星璀璨,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苏辙、曾巩,程朱理学二程中的“程颢”,王安石变法的二号人物吕惠卿,以及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这些人都榜上有名。

   以这一科为标志,北宋文化达到顶峰,同时,这一科,也为北宋衰败埋下伏笔,拉开了北宋党争的序幕。

   仁宗时期还有两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拯和狄青。

   包青天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很可惜,狗头铡、龙头铡都是民间的戏说。

   包拯任开封府知府只有一年半,其间并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案。

   不过从包拯受追捧也可以看出,在平民心中,反腐败,反贪官污吏,要比“范仲淹们”的改革纲领,流芳百世的诗文重要多了。

   人们渴望清官、膜拜清官,可能恰恰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去寻找,只能在戏文中通过铡贪官,稍微的解一解心头之恨。

   如果说包拯是应时代需求被神话,那狄青就是生不逢时。

   在西夏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狄青,被仁宗任命为枢密使,这本是给武官的至高荣耀,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

   宋朝以文替武,枢密使这个岗位一直由文官担任,打破了传统的狄青,自然遭到了读书人的围攻。

   狄青祭祖烧纸,被他们说是怪光冲天,狗头长角,妄想成龙。

   开封暴雨,被说成是狄青招来的天谴。

   读书人们骂他笑他,原先捧他当大英雄的老百姓也开始视他为招来水灾的瘟神,原本相信他的仁宗,也被文彦博的一句“太祖不也是周世宗忠臣吗?”搞的疑心大作。

   搞得狄青因为一句“无他,朝廷疑你”抑郁而终。

   狄青死了,所有人都是凶手,但是所有人都不认为自己有错。

   错的是时代、是制度、是文化。

   如果说历史教会了我什么的话,那就是不要用简单的善恶去看待这个世界。

   正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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