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诗,也称七言律诗,属于近体诗范畴,起源南朝齐代,到了初唐时期进一步发展,至盛唐”诗圣”杜甫使其成熟。七律诗句字数整齐划一,八句组成,每句七字,每两句一联,共四联,分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要求对仗。

   唐武后、中宗时期频繁的应制唱和活动催生了七律诗的丰富。中宗时期,君臣游宴于宫苑别业,颇多应制唱和,沈佺期、宋之问、崔日用等文学侍从之臣创作的《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等一批作品,不仅初步奠定七律的体制,也影响到七律形成初期阶段的应用功能及创作特色。从功能来说,七律从产生之初便带有极强的应酬性质,应制唱和也成为了七律在初唐时期最重要的应用功能。从创作风格来看,初唐七律多以平面化的铺陈赋写手法,描绘宫苑池楼,歌颂圣主恩威,以工稳雅丽见长,风格类型相对单一。

  

   盛唐时期,宫廷环境中的应制、应教、献赠、酬和等,仍是七律的重要运用功能。具体来说,开元中前期,张说、张九龄、苏颋等以宰臣文宗的身份活跃于朝中,他们在宫廷场合创作的七律,具有代表性。开元二年,玄宗诏令祠龙池,据《唐会要》记载:“右拾遗蔡孚献《龙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寺考其词合音律者为《龙池篇乐章》。”从现存的蔡孚、沈佺期、卢怀慎、崔日用,苏颋、李乂等人作品来看,都是七律,可以推知这是开元初一次大规模的七律应制活动。自开元三年至十八年间,围绕着玄宗节日赐宴、封禅、巡幸等活动,张说、张九龄、苏颋等也有相关的七律应制作品。开元前期,王维、张谔活动于岐王府,也创作了应教七律。天宝时期,老一辈的文宗重臣张说、苏颋、张九龄等皆已谢世,宫廷环境中的七律创作主要是以王维为中心。例如,天宝五载,王维在库部员外郎任,与中书舍人苑咸以七律酬答。天宝七载,王维所作《大同殿柱产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神光照殿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虽非应制而赋,但即事颂美,其性质亦同应制。天宝十一载,玄宗赐百官樱桃,王维、崔兴宗以七律相和。天宝十四载,王维在给事中任,与给事郭纳酬答,也采用七律。天宝间,王维、李憕还同有《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

   总体而言,开元、天宝时期,七律保持了其在宫廷雅颂方面的应用传统,但较之武后、中宗时期的多次大规模群体唱和,盛唐七律的群体规模性又有所弱化。天宝年间,朝中已乏能引领文坛的核心人物。开元年间,围绕着饯送张说巡边、千秋节宴、集贤院学士赐宴等事件展开的大型唱和活动,又是集中在五排的写作。故而,七律在宫廷创作中的活跃程度,实较武后、中宗时期有所衰减。

   此外,中下层文人在社会交往中也开始选用七律,以七言律诗干谒、送别、寄赠、酬答,这是初唐七律运用中少见的新现象。李颀、杜甫、钱起等在天宝时期往来京洛,谋求仕途,皆作有七律请求在位者援引。如钱起天宝初年于长安求仕之时作有《阙下赠裴舍人》,自陈未遇的处境。李颀约天宝四载罢新乡尉,赋闲在家,有《寄司勋卢员外》寄与时任司勋员外郎的卢象,求其推荐。杜甫天宝十三载赠诗与哥舒翰幕中判官田梁丘,称赞其善于发掘人才,希望得到他的赏识和推荐。在宫廷之外的场合,诗人送别、寄赠或与朋友唱和,有时也应用七律。例如,开元时期,苏颋送裴耀卿赴河南府士曹参军任,作有《景龙观送裴士曹》;张说在岳州有《同赵侍御巴陵早春作》;王维则有送别道士的七律《送方尊师归嵩山》。天宝时期,王维隐居辋川期间,与裴迪往来唱和,有七律《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裴迪亦作有《春日与王右丞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天宝五载,高适离东平赴北海前有《东平别前卫县李宷少府》。李白天宝五载游东鲁,亦写有七律《别中都明府兄》。天宝九载,李颀写有《寄綦毋三》《送魏万之京》等,勉励友人。天宝年间,刘方平在洛阳,有《寄严八判官》《秋夜寄皇甫冉郑丰》等赠与严武、皇甫冉。可见开、天以来,七律在文人的生活交往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盛唐时期,七律也应用于一些个人性的写景抒情之中,其中尤以登楼怀古题材为多。如,苏颋开元九年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在益州写有《九月九日望蜀台》。孟浩然开元间作有七律《登安阳城楼》《登万岁楼》等。崔颢《黄鹤楼》亦是盛唐七律名篇。天宝初,王昌龄任江宁丞,游润州一带,创作了七律《万岁楼》。高适天宝后期在边塞,亦有七律《金城北楼》。这些诗作在描写登楼所见的山川风物之时,往往抒发怀古伤今之意,充满一种感慨的情调。七律与歌行同出于乐府,这一点明清诗家及当代学者已有所论。开元、天宝间这批登临怀古类的七律,正是继承了初唐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王勃《滕王阁诗》、刘希夷《代悲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七言为主的歌诗作品的艺术资源,善于将景物的铺陈与情韵的咏叹相结合,表达对人事古今的感怀,情调惆怅而声韵悠扬。这一类即景抒情的七律,在开、天诗坛七律作品中也十分具有典型性。

   盛唐七律在继承初唐之制善于铺陈物象之长的基础上,在字、句上更注意炼意,诗境也更加丰厚。诗人巧妙安排字词的位置,使诗句获得更深邃的意蕴。如王维《早秋山中作》:“草间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薄暮悲。”这两句主要是听觉角度的描绘。“急”是“蛩响”之急、“悲”乃“蝉声”之悲,但诗人并没有直接这样简单叙述,而是在“蛩响”和“急”之间加入“临秋”二字,在“蝉声”和“悲”之间加入“薄暮”一词,这就在听觉描写之外,调动了人的知觉和触感,无形中呈现了一幅黄昏落日、衰草秋虫的画面,将寥落萧瑟的秋意铺满纸间,使人读来不禁感到一阵寒凉。

   还有一些诗作注意虚实结合,也为七律摹景抒情提供了优秀典范。如李颀《送魏万之京》:“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其“寒”是不可见的,好像是关城的树色将寒意催逼而至;“晚”是一个时间词,砧声临近傍晚而变得越来越多,似乎展开了月下捣衣的图景。诗人把“树色”“砧声”这样极为具体的物象,与“寒”“晚”这种相对抽象的词语结合起来,虚实之间,情景相生,与结尾处“空令岁月易蹉跎”的惆怅氛围融为一体。在炼字方面,则以杜甫天宝间所作《城西陂泛舟》为典型,“春风自信牙樯动,迟日徐看锦缆牵”二句,颇受诗评家青睐,如王嗣奭《杜臆》说:“船甚安,不见其动,但有风有樯,自信其船之行,用‘自信’字极妙。船大而行自缓,故云‘徐看’。”字法之高,使人佩服诗人细微的观察力和对事物情态的准确把握。

   盛唐七律开拓了多样化的诗美风格,呈现了雅秀、清适、遒劲等不同的审美趣味,反映出盛唐诗风自由多变的活力。

   富于雅秀之美者,如王维《送方尊师归嵩山》:“瀑布杉松常带雨,夕阳苍翠忽成岚。”所写都是寻常景,但在诗人笔下则好似红尘之外的仙境,正切合这位道士方尊师的身份。再如李白《别中都明府兄》:“城隅渌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云。”这首诗本是写在别宴上把酒言欢,不醉无归。颈联却一笔荡开,从眼前事写到身外景,城边的清澈湖水在秋日的照耀下更加明媚可人,而海上青山却遮隔着重重暮云,境界清远开阔。读者仿佛可感到一种茫茫惆怅之情,但又含蓄地化入诗中,归入秋水暮色的宁静世界。

  

   盛唐七律还有一种清适风格,这主要表现在隐逸题材中。如杜甫《题张氏隐居》中,山间涧道,春犹冻雪。斜日余晖洒在由石门到林丘的窄道上,幽僻可知,诗写隐居环境,营造了一种迥出尘俗的意境。又如王维《积雨辋川庄作》将优美的辋川风光与自己幽静的生活融合来写,创造了一个迥出尘外的桃源。这种浓厚的生活气息及清适的格调意境,在开、天诗坛七律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王维又有七律《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诗歌对隐居环境的描写平白如话,有一种亲切自然的风味。结尾又以年深日久、皮作龙鳞的松树,巧妙地点出吕逸人隐居之志的坚贞,使隐逸环境更显高雅脱俗。

   盛唐时期部分七律作品,也呈现出气骨遒劲的特点。如祖咏《望蓟门》,直述投笔从戎、为国立功的抱负,情调昂扬。再如王维《出塞》: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度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

   诗作于开元时期王维为监察御史出使塞上之际。方东树《昭昧詹言》评此诗:“浑颢流转,一气喷薄,而自然有首尾起结章法。”此言并非虚誉。边塞题材的诗作,多充满大漠豪情,是比较容易获得风骨遒劲之美的。尤其开元时期正当国力强盛,诗人创作之时,往往也流露出盛世之下的乐观进取心情。五古方面,崔颢《古游侠赠军中诸将》、陶翰《古塞下曲》等,都是开元时期风骨焕发的边塞诗佳作,而王维此诗则是较早突出表现风骨之美的七律边塞诗代表。

   由以上可知,七律在开元、天宝时期最主要的应用功能是社交应酬,这既体现于上层文人在宫廷环境中的应制、献赠、唱和之中,也表现在未进入政治中心的中下层文人的干谒、寄赠、送别、酬答等。可见,较之武后、中宗时期七律单一集中于宫廷文学侍从创作,盛唐七律有继承更有变化。除了运用于社交应酬场合外,开、天诗坛的一些七律也作于个人寓目感怀之际。这一类作品数量不多,且内容常与登临思古相关,富于伤叹之情,这与盛唐七律学习初唐乐府歌行的题材和体调相关。而在艺术创作上,盛唐七律既吸取了初唐七律善于铺陈赋写、注重声调平和的优势,又在选取意象、剪裁画面方面更加灵活,对诗歌整体的意境和气象有更高追求。盛唐七律不仅继承初唐之制的典丽并且臻于高华,更加开拓了秀雅、清适、遒劲等多种诗美类型,为这一体式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都是盛唐七律的艺术成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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