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边塞诗写铁血豪情,写万丈雄心,令人血脉激荡。比如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宋代的豪放词,写出的是词人无尽的悲凉,无法再实现的雄心,无法再期待的未来。比如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唐宋两首词作,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唐宋两代的豪放作品相较,不论是描绘情境还是内蕴情绪,都有很大不同:唐作豪迈之下蕴含的是直欲透纸而出的昂扬进取、奋发向上的雄心壮志;而宋作豪迈之下难掩的是难以诉尽的壮志难酬,无力回天的悲壮、苍凉之情。这种不同不仅只存在于一两个人,而是贯穿了几乎所有两代同时期作品,而这,肯定是有其内在原因与联系的。

   产生唐宋两代不同豪放之情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这其中最重要的,起到了最决定性因素的还是唐宋两代不同的政治、军事环境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即所谓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作品。

   唐代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空前繁荣期,这种繁荣可以说是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唐朝是“天朝上国”,各个国家的使节争相前来,所谓“万国来朝”;军事上,唐王朝的几次对外用兵,除了对高句丽之外,几乎都取得了胜利,实力强大,开疆拓土。国家的强大,极大的激发了唐代诗人的进取心,整个国家国民性中的尚武精神,又使他们拥有了热血的军事英雄主义思想,受时代氛围的影响,一次次的胜利,一次次的前进,大国之下的边塞诗人是意气风发的,他们的作品亦染上了这个时代的色彩,如初生朝阳,光芒万丈。

  

   而宋朝,虽然宋朝也称为是我们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但宋比唐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宋代的鼎盛是鼎盛在经济、文化甚至科技,但却绝不鼎盛在政治和军事,这两项,宋代可以说难望唐时项背。宋朝自建立伊始,就置于四围少数民族政权的巨大军事压力之下,再由于自身“重文抑武”的国策,其对外战争基本没有胜利过,对外一直采用的是带有屈辱色彩的“进贡”策略,在外交上也处于下风,可以说,宋朝举国上下弥漫的都是战战兢兢,不知何时游牧民族的铁蹄就又会叩响边关的情绪,宋代文人在整个心理底色上就不会有唐代诗人所拥有的那种巨大的底气。再到了北宋灭亡,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无力收复故土,整个宋代国民的的整体心气,就更是弱了下去,这种情绪反映到宋代文人的诗词作品上,我们亦可以明显的看到这种无可奈何,这种在个人豪情之下的时代的悲怆与苍凉。

   此外,作者个人的际遇也大不同。

   唐代豪情焕发写作边塞诗的诗人,如边塞诗成就较高的岑参、王翰、王昌龄大多是从过军或者在边塞游历过,其中仕途最成功的高适,更是因军功封侯。他们这一群体,参与或见证了一往无前的大国气象,这使他们在整个心理上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就算是暂时自身没有成就,经历坎坷,但他们置身在战场上时,周围充斥的是无畏的报国情怀,他们心里充满了希望,他们知道身后的国家是强大的,是焕发着巨大的生命力的,这给予了边塞诗人最大的心理安慰。在这种支撑之下,这些诗人,他们笔下的边塞诗作中的心气就不会堕,他们的作品说眼下是奋发进取,无限可能,看未来是充满希望,一片光明,这种边塞诗人整体情绪中的慷慨豪迈,支撑起了边塞诗情感最深处的亮色。

  

   宋代的文人也从军,像笔者前文提到的陆游和辛弃疾,都亲身上过抗击金兵的前线,有过马上取功名的激情岁月,但是他们所参加的战争,过程是惨烈的,结局是失败的。他们在战争中,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无法看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结果,所以在他们的笔下,一再想到过去,想到军营,这种过往岁月的豪情,但一映照现今的处境,只能是更添悲凉,再多的豪情万丈,现在看来都只是梦一场,因此他们的诗词有豪情有雄心,但是到最后,在冰冷的现实面前,都看不到未来,都失去了依托,都只能转为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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