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起,中国人的名字就基本由单、双字组成。春秋时看似怪异的几个名字,如秦国将军百里孟明视、孔子之父孔叔梁纥,也都是单字名。只不过,此类称呼包含了氏、名、字三个系统。譬如百里孟明视,百里是家族的氏,孟明是字,名是视。孔叔梁纥,孔是氏,叔梁是字,纥才是他的名。以单字为名,双字为字,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习俗。

   在整个周王世系的近40代周天子中,只有9位是双字名(也叫复名),其中还有好几位是亲兄弟;两汉的28位皇帝(包括被废的),只有3位原本是复名,但即位后也都改成了单名;三国两晋的帝王世系里,也唯有东晋末代被人挟持上位的晋安帝司马德宗、晋恭帝司马德文是复名。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文臣武将,如萧何、韩信、曹参、卫青、霍光:马援、窦宪、马融、班固、荀彧;诸葛亮、关羽、张飞、周瑜、陆逊、典韦、程普都是单名。

  

   为何单名能如此强势?

   首先要说到命名的来源 。

   如果遇到一个陌生人,你会怎么称呼他?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表达是“诶”。早期部落聚居时,要和人打招呼,大概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方式。日子久了,人们发现,有一个代称才方便交流。部落制变成王朝,跨入更文明的时期,人们彼此的称呼,就慢慢有了些讲究,如商朝的帝王,称呼多是天干里的甲乙丙丁,仲丁、武丁、盘庚等,后人认为,这取自他们的出生日期。到了周朝,周王的名称就是昌、发、诵等,已具备各自的寓意。再后来,单名占据时代主流长达千年之久,除了慕古风气,最主要的原因,要归结于当时的避讳制度。

   中国的避讳制度源远流长,“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对于这三种身份的人,旁人既不可指摘他们的过错和短处,就连名讳也不能触碰,如果赶巧取名用了相同的字,就必须自行更改。到了秦汉时代,封建制基本崩溃,中央集权,皇帝更有独断的趋势,于是尊者愈发尊贵。秦汉不止避讳死者,和皇帝名讳同字、同音的人物、礼俗礼器、山川大泽,甚至前代君王都必须避讳。

   避讳如此兴师动众,于是也有人发了侧隐之心。汉宣帝刘病已在继承汉家大统后,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询。他在诏书里解释了:“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刘病已这名字在当时太大众化,如果不改,病、已两字都需要避讳,老百姓说话办事稍不注意就会触及敏感词,并因之获罪。宣帝为方便群众,便更名为询,只需避这一个字。和他持同样想法的,还有汉昭帝刘弗陵,曾改名为弗,汉平帝刘箕子,改名为衎。衎字较生僻,需要避讳的场合就更少了。

  

   在宗法社会,不止尊者要讳,家里的亲者、长辈也必须避讳。如果父亲名“友”,子孙们在家里说话,就不能开口闭口我的朋友谁谁谁,而要找个同训字进行替换。

   所以孔子才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到别人家拜访,需先问清对方家长的大名,以此找寻同训字规避,才不触犯人家的禁忌。由此,每一个族长、家长,以及即将成为家长的人,也都尽量取单名,以方便社交。这就是为何翻开两汉三国史书,陈平、张良、周勃、耿弇、吴汉、邓禹、班超、张绣、魏延、邓艾姜维等单字名充斥其中的原因。

   古人在成年后,大名使用率降低,都需要取字,作为自己在君、亲、师之外社交圈的称呼。当时通行“名”为单字,“字”为双字的模式,那么,那些尊者、亲者、贤者如果都是双字的“字”,避讳起来不也很麻烦吗?

   事实上,避讳制度和“以字代名”一样,源于尊敬父辈所取的大名,因此,名才是需要避讳的对象,所以有“名讳”之说。字作为通行的社交代称,无需避讳。

   汉时单字名固然风靡全国,但违时绝俗与潮流背向而行的也不胜枚举,如:冠军侯霍去病,汉武帝好友李延年,小舅子李广利,名臣韩安国,名将赵充国,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张安世,宣帝朝宰相于定国,等等。这其中,“去病”“延年”是对健康的美好愿景,“安国”“充国”则代表了安邦定国的志向,都算有因可寻。李延年李广利兄弟二人出身微寒,父辈怕是想不到儿子将来能成为左右帝国命运的人物,又怎会生出复名有碍避讳的担心 。

   然而,复名者很快就变成了被打击的对象。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为体现新朝新气象,王莽以遵循周礼的立场,对国内进行了从上到下的改革,其中以改名最为突出。不仅山川、地点、官职之名被改,就连时人取名,王莽要求:“令中国不得有二名。”

   王莽政权仅存15载,但在他风风火火的推动下,原本就流行的单名,更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出现的人物只有60人为双字名,其中属西晋或三国时期的有12人。这12人大多是齐鲁滨海一带人士,那里靠近蓬莱仙岛,自古盛产方土《晋书》中的这些复名者,绝大多数和修仙修道有些关系。二字名如此寥寥,单字名风行一时,与王莽的推波助澜不无关联。

  

   另外,汉晋以来分封宗室子弟为诸侯王时,也有一字王和二字 王的区别。所谓一字王,指的是楚王、齐王、赵王、吴王、燕王等这类诸侯王大多占地广,拥有3个或以上的郡,享受大片领土的赋税;而二字王的封地相对就寒酸多了,大多只有一个郡,郡下大概辖8-20个县。如济南王,地盘在济南郡,河间王,只享有河间郡。如此来,单字更如北斗之尊,让人趋之若鹜了。

   单名胜双名,似乎还关乎天道阴阳吉凶。所谓“道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万物的根本。中国人讲究好事成双姓是一个字,名也取一个字,合则成偶,代表了圆满。

   既然如此不受待见,双字名又是如何流行起来的呢?原因有三:

   其一,局势。西晋末期,司马氏困于八王之乱,周围少数民族趁势南下,抢占中原。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中原人的名字也随之发生变化。早期,由匈奴人建立的汉赵,羯族人建立的后赵,巴氐人建立的成汉,氐族人建立的前秦、后凉,羌族人建立的后秦,鲜卑人建立的前、后、南燕等政权,在文化上纷纷向中原靠拢,取单字名但后来鲜卑族的乞伏部、秃发部,匈奴的支系卢水胡族,纷纷带上本族名字如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沮渠蒙逊上阵,冲击了单名,复名才有了一方阵地。

   到“五胡”逐渐消散的南北朝时期,汉人政权的南朝刘宋皇室也开始以双字取名,如刘义符、刘义隆、刘子业等。复名由此又引出了班辈名字,即在二字名里选一个字为固定字,以明辨兄弟和亲族关系,如宋武帝刘裕的七个儿子,均以“义”为班辈字,宋孝武帝刘骏的28个儿子,均以“子”为班辈字。

   所谓上行下效,皇族带头换风气,底层民众效仿。《宋书》中出现的245个人名中,复名者有137人,数量压过了当年风头无两的单名。

   其二,修仙和五斗米教的盛行。自东晋开始,“之”字忽如春风拂地,吹进千万人家。譬如琅琊王氏:王羲之同辈中名里带“之”字者有12人,子侄中有22人(如王献之王凝之),孙辈以下的有近40人。还有画家顾恺之、名将陈牢之南朝天文学家祖冲之、“白袍将军”陈庆之、史学家裴松之,等等,均以“之”命名。“之”既不是班辈,取名者也并非都有亲缘关系。

   东晋盛行天师教,因为入教需要缴纳五斗米,又被称为五斗米教,“之”字就是该教信徒的标志之一。据说是因为五斗米教的教徽就像草书的“之”,信徒们为了证明自己与该教一体 就纷纷将标志烙印在名字当中。后来,教主孙恩叛乱被镇压,五斗米教就此衰落,加上南朝佛教开始盛行,与五斗米教相关的“之”字名也就越来越少了。

  

   其三,避讳。南北朝时,避讳规则比先秦汉晋的古人还要严格,为此用《礼记》“二名不偏讳”做挡箭牌,如果名字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连起来都相同,就无需避讳,比如孔圣人的母亲名叫颜徵在,只要孔子在家里说“在”不说“徵”,说“徵”不说“在”,就不会触犯亲的讳。两个字完全重合的概率,比之一个字寥寥,需要避讳也就少了很多。

   自此之后,复名蔚然成风,毕竟降低了至少一半的重名率。

   再则,双字所蕴涵义显然比单字深。大唐名相杜如晦,名字来源于《诗经》的“风雨如晦”,而其下一句是“既见君子”,那么名如晦,暗示了杜某人或者自己是翩翩君子,或者得遇知音明君,皆是良意。再如“房谋杜断”另一主角房玄龄,他给两个儿子取名为房遗直、房遗爱,灵感来自孔子称赞的古代圣贤:“叔向,古之遗直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足见复名的表达力比单名大得多。

   因此,尽管复名早已被接受,但唐宋的皇帝,除李世民、李隆基和赵匡胤外,还是以单名称世。而民间则是单名、复名两开花,各家可自行选择,于是方有我们熟悉的白居易、李商隐、周邦彦、王安石、范仲淹…单名与复名旗鼓相当、平分秋色,单名的继续清冷高贵,复名的则更具诗意内涵,这似乎又可以与宇宙阴阳的大道理暗合,天地万物,旨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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