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皇武则天出生于武德七年正月二十三日,即公元624年2月17日,诞生地为长安。其父为武士彟,字信,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东)人,官拜正三品工部尚书,封应国公,先世不显。母亲杨氏,出身名门,其父杨达是隋文帝族子,也是隋朝宗室宰相。隋亡后,其家地位大不如前,被高祖皇帝赐婚于武士彟。

   唐代是继魏晋南北朝大动荡之后的统一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和强盛的朝代,特别是民族大融合带来的文化交流,对唐朝人的社会心理产生了重要作用。由于李唐王朝母系中混杂了鲜卑族血统,因此胡人风气在唐朝一代影响颇深,例如骑马蹴鞠,女子好穿男装等,形成了唐代特有的“闺门不肃”“礼教不兴”的社会状况。这种开明的社会风气对武则天的女性意识觉醒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使其走出闺门,参与政治为时人所接受。

  

   汉朝之后,儒学地位下降,道、佛两教兴起。隋唐时期,一方面重视以传统的礼教与德治来调整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利用宗教来化解矛盾。隋朝统治者初步扭转了南北朝时期在统治思想上的混乱局面,确立了以儒为主调和儒道的方针。唐朝统治者为高其门第认老子为祖,唐高祖李渊曾经下诏以“老先,次孔,末后释宗”为三教之序,唐太宗世民又下令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前。同时唐太宗也曾下诏广度僧尼,“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支持佛教事业。隋唐儒学虽仍是治国安邦的必修之策,但逐渐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思想体系。儒学的衰弱,道佛两教的兴起冲击了传统思想价值观,女性参政的思想也越为时人接受。

   隋朝的独孤皇后与隋文帝并为二圣,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李秀宁组建“娘子军”等等,这种女性参政的现象对武则天的女性觉醒有着重要影响,使她认识到女性不仅仅是相夫教子维持家训,还可以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发挥自己的魅力。

   武则天所在的武氏家族地位不显,父亲武士彟是商人出身,因有功于李唐王朝官居三品,爵封三等。武则天接受的是一般官僚人家对女儿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武则天幼年曾被著名的相术大师袁天罡断言“龙睛凤颈,长相非凡,若为女子,当为天下之主。”之后武士彟与其妻杨氏大力培养武则天,诗歌、绘画、舞蹈、诗文等无一不授。武士彟虽是商人出身,但喜爱收集天下奇文墨宝,这些都是武则天早期接受经典教育的摹本,为其良好的教育打下基础。武士彟外出上任时都将武则天带在身边,得益于此,少时的武则天遍览半个中国,了解民间疾苦,比一般的少女更有见识,胸怀也更加广大。

   母亲杨氏是隋朝贵族,有着北朝女子的精明强干、大胆泼辣之风,偏爱文史书籍、音乐和户外运动,在其母亲的影响下,武则天也偏爱文史,醉心于百家之学,胸怀广大,不拘于闺阁。加之杨氏笃信佛教,武则天幼年时就常常被其带领出入佛门,佛教思想对武则天的早期启蒙也有着重大影响,并且为她之后利用佛、道、儒平衡统治奠定基础。

  

   父亲过世之后,小武则天与母亲杨氏母女四人深受同父异母的兄长欺凌,日子艰难,这更使她意识到人性的薄情,增强了她不惜一切改变命运的决心。14岁时,因其“美容止”,太宗皇帝便把她“召入宫,立为才人。”在宫中她学会把握机会依靠自己改变命运,而不是寄希望于他人。坚强、果敢的品格造就了武则天不服输的性格,但是这种性格无疑不受唐太宗的喜欢,自石子骢事件后,正史中几乎没有关于她的记载,直到太宗驾崩,武则天仍然是才人位,地位也仅仅是比高级宫女高一些。12年的宫廷生活磨掉了她的单纯天真,增加了她的圆活机智。

   为了摆脱削发为尼的命运,武则天在唐太宗生病期间与太子李治相恋,寄希望于这个未来皇帝能帮自己摆脱既定命运,而李治也没让她失望,不仅把她接回了宫中,还在之后把她立为皇后。

   登上后位的武则天,以皇后之名行皇后祭祀大典,四次主持的亲蚕礼,彻底为其身份正名,增加个人威望,巩固自身地位。主导后宫更改嫔妃名衔,弱化作为皇帝伴侣的身份,突出女性本身的职责。参与封禅,无视礼法,打破亚献理应由公卿担任的法则,积极为自己争取亚献机会。利用天降祥瑞来证明自己已经获得了上天的认可,并且巧妙地以“圣母神皇”为自己加尊号,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向人们渗透女皇合法的观点。更进一步的是,她利用佛教经义为自己的女性身份称帝正名,声称自己“乃弥勒佛下生”,理应代唐成为阎浮提主,大家应当接受武则天当皇帝。这样就从宗教方面确立了女主称帝的合法性,不得不说,这是关键性的一步。

  

   武则天巧妙地利用这自身优势,一步一步称霸后宫,甚至高居皇后、太后之位。这是她能够进入权力核心所必要的砝码,也是王公大臣认可她掌管天下的必要身份,在他们眼中,武则天只是作为李唐王朝的媳妇身份代为接管,即使是武则天建立大周朝,这些王公大臣心理上也仍然认为这是李唐王朝的延续。而武则天也正是充分认识到这点,并且利用这一点,极大地削弱了登基时的阻力,再加上她高超的谋划才使得这个奇迹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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