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田纹服饰是流行于战国时期的一种特殊服饰类型。之所以称之为“水田”纹,顾名词义,是因为其主体纹饰为方形网格纹,形似交错排列的水田,也有部分呈三角形网格纹交错排列。目前,见诸报道的具有类似服饰形象的考古发现共有7处,表现有水田纹服饰形象的载体均为玉器。

   根据出土的水田纹服饰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期水田纹服饰作为以纹饰为共性特征的服饰类型,在服饰结构、纹饰布局、形制款式方面也独具特色,与同时期的其他类型服饰差别显著。

   从整体的穿着效果来看,水田纹服饰属于瘦长型的服饰,穿着效果紧窄贴身。在这种穿着效果下,服饰的结构既有可能是上衣下裳的分体结构,也有可能是上下连体的结构。判断服饰间接材料的服饰结构,即上衣与下衣是连体还是分体,其标准有二点:第一点主要看上下衣的纹饰,如若相同,上下连体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则为上下分体;第二点主要看前襟线,如若腰线上下连成一条直线,则上下连体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则为上下分体。根据以上两点标准我们看到,出土的水田纹服饰大多为上下分体,唯有中山王族墓中的3件玉人虽然上衣有方形网格纹,但未见领口和前襟线,难于判断服饰结构。

   在上下分体的服饰结构下,水田纹服饰的纹饰布局也极具特点,总体来看,出土玉人的下身基本全部为方形网格状的水田纹。与纹样相对固定的下身相比,出土水田纹服饰的上身纹饰则形态多样,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前片素色或肩袖处装饰水田纹,后面整片水田纹,这种式样比较多见;二是上衣前后纹样一致;三是上身裸体,胸部对称有两个圆圈,似乎表现出女性的乳房。但需要说明的是,此类上衣的袖筒处有双线,似乎表现的是袖口线。倘若如此,上衣则可能为素色套头衣,只是由于贴身效果而显现女性乳房。

   在形制款式方面,水田纹服饰也有一些比较典型的共性特征,具体表现在领口样式、袖筒、开襟、下摆等处。与战国时期其他地区出土的服饰形象相比,水田纹服饰的领口基本全部为交领右衽,交领呈曲尺形。就袖筒而言,水田纹服饰全部为窄袖,且袖筒比较短,长不过腕,甚至短至半臂处,很可能为半袖上衣。开襟方面主要表现在下衣处,水田纹服饰下衣的开襟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在身前右侧开襟,腰线自身前右侧下折,表现出很明显的下衣开襟;二是未见襟线;三是在身后或身旁两侧开襟。

   纵观整个东周时期,周与晋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据《左传》记载,“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依焉”,可见周晋之间不仅地理临近,而且存在政治依附关系,文化面貌十分相似。以周晋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分布区域,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更成为战国中期的强势诸侯国,其文化面貌与京畿之地的周文化在很多方面保持一致。从这点来看,水田纹服饰似属华夏服饰文化之一支。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晋国在地缘上与戎狄接壤,自建国之初,就处于戎狄诸族的包围中,《史记·匈奴列传》载:“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可见晋文化不仅保留着中原华夏文化的重要特征,也与北部戎狄文化始终存在着接触与交流,因此该地文化势必涉及更加复杂的人群和历史背景。

   从中山文化来看,鲜虞白狄建立的中山国自公元前414年武公初立到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也一直与华夏文化关系密切。中山王族墓葬的考古发现无不反映出中原文化与鲜虞白狄文化共生的特点,其纹饰均可见类似水田纹的网格纹,可以认为这种纹饰当属于白狄文化的一种传统装饰纹样。因此从这点来看,水田纹服饰也很可能是中原文化与白狄文化融合后的服饰类型,兼具白狄纹样与华夏服制的特点。而且这种融合早在春秋时即已开始,至战国中期,以水田纹为代表的服饰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服饰文化的一个支脉,在中原文化分布区普遍流行。

  

   水田纹服饰以其特殊的纹饰成为战国时期独特的一类服饰,虽然在先秦文献中很难寻其踪迹,但它对两周尤其是战国时期的服饰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战国时期的频繁征伐和激烈变革直接促成了华夏文化之间以及华夏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的深入交融,在北方地区则直接表现为秦、晋、燕、赵文化与戎、狄、胡等北方草原民族的互动与交流。水田纹服饰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是华夏文化与白狄文化在较长的历史阶段内不断交流、动态演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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